郁土:牛虻,我的牛虻
牛虻，我的牛虻
郁土
苏格拉底无疑为牛虻之始祖。他在雅典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
我是上帝带给这个城邦的牛虻，我随时随地都盯住你们，唤醒、劝导和责备你们。你们将不容易再找到像我那样的另一个人，所以我劝你们不要置我于死地……如果你们攻击我，像安尼图斯劝说你们的那样，并轻率地把我处死，那么，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沉睡不醒了，除非上帝关怀，给你们送来另一只牛虻（《申辩篇》）。
大家都知道，雌性牛虻以吸食牛、马等家畜的血液为生。苏格拉底自比为牛虻，当他的尖嘴扎入麻木、沉睡的牛、马等身上时，就可将其唤醒，从而避免惨遭虎狼毒手之命运。然而，雅典的那些法官们悟不到这点，最终毒死了这名无比宝贵的牛虻！
但自此之后，人类的牛虻便不绝如缕。凡古老而沉睡之民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两只这样的牛虻，以批判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唤醒民众奋发图强为己任。旅居法国，写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的卢梭是也；因为发表了《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后，而被沙皇认定为疯子被迫接受治疗的恰达耶夫（1794～1865）是也；主张脱亚入欧，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的福泽谕吉是也。中华民族历史古老悠久，当然也会有牛虻了，像汉之王充、明之李贽、明末清初之黄宗羲是也。但这些牛虻，都为纯种或曰土产之牛虻，因其生长在儒家文化里，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少，故其体型也较小，所刺也较浅，其唤醒作用，也就十分有限。远不如后来那些经过中西文明碰撞、杂交而诞生之牛虻块头大、刺之深、唤醒力强，如鲁迅、殷海光、李敖、柏杨、龙应台是也。鲁迅之赴日留学，龙应台之自美留学归来，柏杨之赴美讲学，殷海光自乃师金岳霖学习形式逻辑，李敖又从殷师而受教，这些经过土洋思想碰撞、杂交之牛虻，个头远较土产者为大，刺向母体也就更深、更加有力，唤醒作用也就更为巨大。鲁迅大家都十分熟悉，在此不论。殷海光服膺亚里士多德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原则，认为自己的思想远超胡适、唐君毅等，用西方自由、民主之思想来观照传统文化，著有《中国文化的展望》。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做《丑陋的中国人》之演讲，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无所不染之大“酱缸”。龙应台赴美留学，经过一番欧风美雨之熏陶再回到台湾，就觉台湾社会浑身是病，而刮起了一股“龙卷风”，她指出，“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的床上，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于是有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不是卫生纸》《台湾是谁的家？》《以“沉默”为耻》等，她这只牛虻可真够勤奋、努力的，因为她“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
你可能会说，牛虻有什么好的，叮肉、吸血，带来的都是痛苦，满满的负能量。此言差矣，这么说吧，台湾之所以能成为今日之台湾，固然与蒋经国先生的开放党禁、报禁有关，可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指出者，美国今日之民主，是美国人民自己争取来的，而非别人所恩赐，台湾亦不能例外，两千多万同胞自由意识之觉醒、民主要求之高涨，离不开殷海光、柏杨、李敖、龙应台等一干牛虻之反复叮啊、吸啊的弄疼他们，唤醒他们！对于六0后、七0后及以前之有心人，上述诸人之著作大家都不陌生，不劳我在这里赘述。今日我所要介绍给大家的，是相对陌生的一只个头顶大的牛虻——孙隆基（1945年～）与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如果说柏牛虻、李牛虻、龙牛虻们所刺者主要为台湾社会的话，则孙牛虻刺的对象就是两岸三地甚至海外所有之中国人，所以我说这是只巨型牛虻，不可不识啊。孙隆基生于重庆，长在香港，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在明尼苏达大学获俄国史硕士学位，然后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获博士学位，期间在复旦大学进修一年。如此丰富之经历，让他对中华文明生态有较为全面与深入之了解与体验，且能站在全球视野，反省中华文明，可以说，他就是老天爷专门赐给吾中华民族的一只大牛虻啊，岂可不珍惜之，岂可不宣扬之？
孙隆基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当作参照系、镜子，来观照吾中华文化。“要分析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不妨从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开始，若试从一种与它完全相反的观点——例如西方新教文化下产生的存在主义——去比较它，可能更来得清楚”（《二中国人的“良知系统”》）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美国人的烹调术似乎亦反映了他们的‘法治’精神——各个个体之间，必须存在用条文规定的关系，而且‘人己权界’划分得清清楚楚”“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与出身的家庭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而凭本身的喜恶去重组自己的人际关系”（同前）。他认为，“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好比第二遗传，即使跑到一个更有‘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例如外国——身上的文化‘密码’仍不易解掉”（同前）。而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相反，“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同前）。
于是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一切做法似乎都是反对生命的，例如：“他们将整个生命都纳入公式化的人生渠道中，不让个体的生命出现多姿多彩的经历，而个体也没有追寻灵与欲的完成之需要——大家都踏着由社会制定的人生道路，很少有超越其外的意向，自然也缺乏越出这个平实层面的好奇心，以及个人的浪漫冲动”（同前）。由个体而至整个民族，便是“中国人制造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民族的生命在肉体上也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不断。不过，这三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没有超越意向的。读二十四史一类的断代史以及《资治通鉴》一类的编年史，就总给人这样的感觉：中国文化是‘天长地久，人亦长久’，但是，却并不导向一个更高之目的，只是无止境地在同一个平面上一直延伸下去……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体系’也确实做到了长生不老的成就。这项成就是如此的宏伟，以致马克思不得不称之为‘木乃伊’”（同前）。以五千年文明史为自豪者，好好想想马克思说的“木乃伊”吧。
作者进一步分析道，“中国人的本体论模式就是阴阳在太极之中互相调和，因此，与犹太基督教的善恶二元斗争的模式刚好相反。二元对抗的观念，无疑地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动态的‘目的’意向性。在西方历史发展形态中，对立与抗争也的确是不断推动进步的动因”“西方文化下产生的人格，则认为人必须去为自己谋取合法利益，而且，不只是如此，他必须为了获得并且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作斗争，这种斗争也毋须避免对抗的方式。这是个体的自我发展、自我扩张以及自我完成的一重必经手续……自己如此做，也尊重别人如此去做的权利。因此，一切就都必须讲究法权关系——什么是自己分内的，什么是别人分内的，都划分得清清楚楚”（《三“二人”关系》）。而我们则秉持“和为贵”或“息争”的态度，“这种放弃‘对抗’的态度，却往往造成‘自我’的弱化。因为，自我权利观念的模糊，使坚强的‘自我’疆界无法建立起来。在大部分中国人之间，它造成了一种将自己贬低才能获得社会称许的倾向，结果就形成了自我压缩的人格”（同前）。走笔至此，我不由想到一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的孩子，便是敢于主张自己权利的人是也，在普遍的自我压缩型人格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有时反而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这种压缩型人格的人，在国内是“中国人避免对抗的心理，使统治者对任何敢于起来反抗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冠以‘破坏安定’的罪名。中国人向往‘在一起’的倾向，也使统治者容易对任何持不同意见者搬用‘破坏团结’这顶大帽子”。而到了海外，“在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社群都在搞压力团体与利益团体，搞得最成功的自然是犹太人一类，最不出色的则是华人一类。在东南亚，华人社群也是只搞‘揾食’的经济活动，对当地的政治极少参与，并且内部决不团结，不只是一盘散沙，还要搞更小的‘自己人’圈子互相倾轧，结果，待到排华运动起来，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被人逐个收拾”（同前）。以前只知印度尼西亚排华运动之残酷，却原来当地华人之不团结、极少参与当地政治活动也要负有一定之责任！
而与普通百姓的自我压缩型人格相对立者，便是少数统治阶层的自我扩张之人格，“为了解释为何一般中国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尤其在‘文革’期间出现的个人崇拜，我用了如下的比喻：由10亿人造成的金字塔尖，势必比同代的西方领袖都要‘伟大’”（《四中国人的“个体”》）。
而自我压缩型人格，其具体表现便是“‘乖’或者‘听话’、逆来顺受、以自身没有个性与吸引力为荣等等——去换取社会观众的赞许”，“中国文化对‘自我’的戕害，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大部分中国人是倾向于将自己的‘价格’贬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之下的”。“在‘他制他律’生效的情形下，中国人总是‘自我压缩’的，遂致没有个性，逆来顺受，妄自菲薄”。“中国人的人格既然是‘自我压缩’的，因此，整个文化基本上是一个弱者的文化”。而“抹杀‘个人’，并没有促进‘集体’的公益，徒然造成了‘个人’的不发展而已”。而“一个不发展的‘个人’，自我评价往往是很低的，自然也不会有自我尊严”。“一个不发展的‘个人’，往往有迎合别人的倾向”，于是乎，在人前人后、会上会下，“每一个人都是具有六七副面孔的”。而“没有‘人格平等’的意向，就不可能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五国家与社会》）。作者举例，“至于司法部，在西方叫做‘正义部’（Ministry of Justice），在传统中国则叫做‘刑部’，因此，‘司法’就有点接近‘司刑’，其对象就是一般老百姓”。
而上述一切，与专制主义文化密不可分：
发展了“自我”的新教文化人士，往往比中国人更能洞察到这些现象的成因——他们看出这是在专制主义文化下“个人”不发展的结果，而且还理解到它只是“自我压缩的人格”失去控制的另一面（指欺诈）。路德派神学家黑格尔说：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是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说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历史哲学》）。
……
现在，你觉得这只牛虻是不是够大，刺得是不是够深、够厉害的？
与柏杨、李敖、龙应台这些感性的文学家牛虻不同，孙隆基是名理性的历史学家，且他掌握了一定的哲学与心理学知识，故而他的体型更大，刺得也更准、更深、更有力，更值得一读，让我们麻木的灵魂在其刺激下颤栗、醒来吧！
二O一七年十月十五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