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吞的包法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包法利夫人》是从对第二主角的叙述中开始的，第一章的前三节可以作为主体故事的前奏来看待。与读者所期待的不同，福楼拜在这段不算短的前奏中演奏的并非包法利夫人，也就是爱玛·卢欧的童年故事，也没有交代卢欧家族的前世今生。作者花大篇幅介绍的正是第二主角查理·包法利的成长背景，以及母亲包办的第一段婚姻。
相信很多人在阅读《包法利夫人》之前就已经听过爱玛的故事，知道这是一个有关出轨女人的悲剧。但翻开小说，那个自称名为“查包法芮”的男孩，那个有着斯巴达父亲与忧郁无奈母亲的家族，那个嫁给查理·包法利的干瘪寡妇，似乎都在故意拖延读者与女主角爱玛的会面。为什么福楼拜要大费周章地追溯包法利先生的人物前传？为什么要分析查理父母的教育和期待？为什么要设计一个杜比克寡妇来与爱玛的未来丈夫结成一段无趣的婚姻？
这一连串的问题盘旋在读者的脑海中，直到爱玛的出现，直到我们终于把注意力转移到爱玛的婚后生活中，同时又把有关包法利先生的这一小段前传忘得干干净净。作家苏童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也有同样的疑问和感受，他这样分析道：
“这种对第二主角的叙述给人一个假象，误以为小说的延续会以夏尔（查理·包法利）为中心。从叙述上看似乎动机不明，从人物活动空间看有点局促，令人担心。小说写下去，艾玛出场后，一个一个细节异峰突起，我们才知道，寡妇也好，夏尔也好，夏尔望子成龙的父母也好，这些人物都是在为艾玛的出现腾挪空间，夏尔去寻找他的幸福，找到艾玛，以后，他便慢慢退去，他在旁边稍息，一个很大的，空间就出来了，艾玛跳出来，读者的注意力就都在她身上了。”
为爱玛腾挪空间的看法可以部分地解释福楼拜的用意，但还无法完全覆盖作者的良苦用心。如果小说可以省去与包法利先生相关的这三节，那么小说的名字就可以直接叫作“爱玛”，而非“包法利夫人”，但这必然缺失对爱玛人生悲剧的理解中至关重要的那一环。
不管爱玛婚后的两个情人如何调取了这个女人一生的激情，如何占据她的时间与精力，如何一步步把她逼向生命尽头，与查理·包法利的结合始终都是爱玛悲剧最主要的部分。可以说查理的性格养成直接决定了伴侣毫无突破的人性成长，而他的第一段失败的婚姻（杜比克夫人多疑而至死亡）则没有给他所追求的第二段幸福供给任何养分。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段初看无关紧要的前奏中，看出爱玛悲剧的端倪。
读者首先可以通过查理的父亲来理解包法利先生的父姓血脉。这是一个当过军医副的美男子，通过仪态美貌娶了一位有着丰厚嫁妆的姑娘，也就是包法利太太。查理的父亲生性浮夸，又因为婚姻生活最初带给他的优渥，而耽溺于享乐，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在对待唯一的儿子方面，他不可思议地希望采取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叫他打赤脚，甚至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学学幼畜，全身光着走路。”
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对斯巴达人的教育方式做过记载，他们7岁开始进入军营，接受各种军事和体育训练。孩子们赤身裸体地生活，并且必须接受鞭打、忍受饥饿，过艰苦生活。
老包法利先生最初遵从了这一点，在他的坚持下，孩子常年在村里放养，长成了橡树一样的，手臂结实的孩子。而且，如父亲所愿，查理·包法利一直没有接受智识教育，直到母亲的争取。福楼拜这样写道：“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辜负了他的心力。母亲总把他拖在身边，帮他剪裁硬纸板，给他讲故事，喋喋不休，一个人和他谈古到今，充满了忧郁的欢乐和闲话三七的甜蜜。”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老包法利先生在儿子身上所做的斯巴达教育实验完全失败了，包法利不仅没能培养起儿子斯巴达人的阳刚气质，也没有培养起斯巴达人所看重的道德观念。对于道德，特别在对爱玛出轨的道德处理上，查理·包法利是十分模糊的。但在另一方面，父权的压制还是给小查理烙上了斯巴达人的痴钝与孤独。色诺芬曾这样评价斯巴达青年：“沿街行进时，双手插在衣袍里，默默前行，也不左顾右盼，只是一味谦恭地盯着地面。”
这像极了在孤独中成长的查理。
卡夫卡曾在那封著名的信件《致父亲》中袒露父权的压制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那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中就是这样无足轻重。”
虽然福楼拜从未在小说中细致描写这样的情节和画面，但从查理温吞性格的养成来看，他应当也经历过不少类似的事件。这种在父亲眼里“无足轻重”的感觉不仅使查理在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中缺乏主动性，更使他在所有的亲密关系中都养成依赖性人格。这在他与爱玛的爱情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父亲的巨大阴影使他永远无法鼓足勇气去追求世界的本质和事情的真相。童年养成的性格，使他不敢真正推开世界的门。所以查理才会成为最后一个得知妻子出轨消息的人，而且是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小镇，在那么多蛛丝马迹显露的情况下。
从全世界来看，父权的压制对孩子性格的养成都是毁灭性质的，虽然这培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写作巨匠卡夫卡，却也培养了不计其数的包法利先生。卡夫卡在孤独压抑的成长中意识到父亲“同我们一样，是既弱小而又诚惶诚恐的一个当事人”，从而拿起笔来深入生活，查理却放弃了这种内向的思考，一离开父权的专制，便投入母亲温柔的控制，并用“愚钝”将自己包裹。
查理的母亲给予儿子的是无限的关怀与慈爱，“惯得活像一个王子”，但成效甚微，一位儿子一旦有了新的女神（爱玛），便不会再考虑如何以最大的顺从去回报母亲的慈爱。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的阐释可以用来理解包法利家的这对母子关系:
“母亲一直把孩子看作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母亲对孩子的爱和痴情很可能是满足自恋的一种途径。另外一个根源也许是母亲的权力欲和占有欲。一个软弱无能、完全服从母亲的孩子不言而喻是一个专制并有占有欲的母亲的自然对象。”
老包法利夫人不会觉出自己对儿子的占有欲会对其成长带来什么影响，但实际上，母亲的行为直接决定了孩子是否懂得如何爱人，爱妻子、爱邻人，当然也包括爱作为母亲的自己。
从查理与爱玛的婚姻关系来看，他不仅不懂得爱爱玛，也不懂得如何争取或增进夫妻的感情。福楼拜写道：“宇宙在他，不超过她的纺绸衬裙的幅员；他责备自己爱她爱得不够，想再回去看看她；他迅速回家，走上楼梯，心直扑腾。”当一个男人的宇宙幅员比老婆的衬裙还小时，他不仅失去了自己，也失却了妻子的爱。
而从查理的第一段婚姻，即母亲为他包办的与寡妇杜比克夫人的婚姻情况来看，他完全不懂得被人爱是怎么一回事，而只认为妻子的爱是同母爱一样的，无比包容又无比宽泛，可有可无又理所应当。
福楼拜在爱玛出现以前设计的这段婚姻其实非常巧妙。我们很难从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个例上捕捉真实，但借助这个男人的另一段婚姻，便能更好地理解婚姻关系中的查理，以及查理直接作用在爱玛身上的，平庸的暴力。
从小说的前奏来看，查理并不是一个在缺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来自前妻杜比克夫人的爱，可以说在遇到爱玛之前，包法利先生始终生活在一个安全，但并不舒服的空间。他从这样的空间出发进入与爱玛的婚姻关系中，势必也会为爱玛提供一个同样充满关爱而丝毫没有美的性质的世界——这是爱玛在这段婚姻关系中遭遇的根本不幸。
普鲁塔克曾说：“斯巴达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包法利先生倒是在这一点上把握了斯巴达人的精神实质。他的妻子爱玛过着大喜大悲的人生，但这跟包法利先生没有关系。他的一生稳定如一碗毫无惊喜的温吞水，一点细微的波澜足以引起读者的触动，然而这种波澜是少之又少的，因为他漫不经心地过着不属于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