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了,话剧演员
——电影《驴得水》与话剧《驴得水》的比较
诚然，《驴得水》话剧比电影版精彩。
我们都知道，戏剧和电影的表演方式是迥乎不同的。
换言之，戏剧力求夸张化的表演来强调舞台性，而电影则是以真实为表演原则。
即在镜头面前还原最现实的人物状态。
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所着力的‘手眼身法步’的差异也就直接导致了一部戏剧、一部电影天壤之别的表演风格。
《驴得水》是开心麻花团队的代表作。
全片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以李特派员视察三民小学为线索。
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个美国先生Mr.罗斯。
作为相当成功的一部喜剧作品，在长达将近2个半小时的话剧表演中，我虽没走进剧场。
但观影所带来的强烈震撼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它探讨了人性的善、恶。
以一种含泪的笑告诉观众剧中人情感起伏。
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角色在构筑的两场“视察”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人性逆转。
剧作课老师讲的逆转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她说，何为圆形人物。
不仅仅是性格丰满、复杂、立体感强。
还有剧中人在每一段剧情的发展中其某一个或者多个不同的性格面被挖掘出来。
張一曼篇
作为《驴得水》的一号女主，任素汐饰演的张一曼是一位学校的会计员兼数学老师。
当然她还有一个身份——婊子。
可以说，在特派员来视察的第一场戏里。
张一曼所表现的性格是‘豪放的’、‘粗野的’、‘大大咧咧的’。
她为了‘钱’也可以不惜一切。
她不在乎童贞。
外在看，一切行为目的都被打上救三民小学的‘崇高’动机。
但是，骨子里，是每个人为了一己私利，空吃官饷、以权谋私而已。
在影片中的那头驴，那头任人宰割的牲口，那头任劳任怨的蠢货无疑形成了独到的讽刺。
每个人都是上下级、强权与弱者的关系。
欺软怕硬、见利忘义无疑是对剧中人最好的性‘恶’写照。
说回我们的张一曼老师。
她在为了配合学校的安排，甘愿当起‘睡’客。
用身体留住了假牌‘吕得水’老师。
（这部戏的尺度如此之大，在话剧的舞台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张一曼说：跟铜匠睡觉就是为了留他下来照相，对她来说是个男的就行，换成木匠、瓦匠、裁缝厨子都行，只是当时刚好是他。
难怪在第二场戏：特派员和罗斯先生一同视察时，对张一曼有好感的裵（péi）魁山老师会骂张一曼为公共厕所。
可以说，张一曼在第二次视察下的突转表征是变疯。
但却代表了其被压抑很久的潜在特质——对女性自由意志的渴望。
这种追求也是对尊严、体面、人性的反思。
她何尝不想获得他人的认同，又何尝不想干干净净地做个女人，不依赖男人过活。
可以说，这是我在很多关乎女性电影看到的共同点。
在钮承泽导演的《LOVE》中，我们也似乎能够明白一个从小到大被包养的女性窘境。
如舒淇饰演的方柔伊所言：我不想做一个寄生虫。
这句话不知道出了多少女性同胞的心声。
女主张一曼至少也有这种类似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反观。
所以，她疯了。
疯子的好处就是：不再被利用，也放弃利用别人。
电影里，张一曼的表演者也是话剧表演者本人。
任素汐在电影前半部分的表演远不如后半部分深刻。
理由很简单，作为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她却以一种极具风格化的舞台尺度阐释电影里的‘娼妇’一角。
多半面带笑容。
（类似于笑场，一句道歉都可以这么不严肃。）
（不是我不认可她的演技，只是这种不真实太不适合电影的表演模式了。）
几乎每一个镜头，我都很怕她的笑场，虽然是喜剧，但是笑的不应该是观众吗？
演员傻乐什么？
这估计还没丢开戏剧的拐杖。
不仅是张一曼，裴魁山和周铁男的表演风格也过于戏剧化。
虽然是生活化的开玩笑，但是这与影片要表现的戏剧主义有点游离。
因为演员如果自己先笑，就会让观众觉得没什么可笑。
而只有以一种滑稽的“一本正经”去诠释表演，其风格才会处于荒诞的行为艺术中。
有个镜头是脚上扎了荆棘在那儿跑。
我痛得要命，大家却在笑。
我问自己，他们在笑什么？
他们在笑我的痛苦。
那么喜剧是什么？
喜剧是让人观看痛苦的时候会发笑。
它是把人心中一些卑劣的想法激发出来。
陈佩斯大师的话至今对喜剧片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虽然我在电影看到了任素汐的牺牲。
但这并不正真的敬业。
诸如她的床戏、被剃头发的场景。
所以我屡有导演在刁难任素汐的歉意。
好端端的话剧演员，给整成这样？！
但言归正传，一个演员的才华不能够拿所谓的‘献’身自诩。
更不能以此为武器装饰不足、掩盖瑕疵。
因为这样做不仅不能够引起观众的同情，反而会带来恶心的厌恶感。
这不失为对一个真正演员最大的玩亵！
于戏剧、戏曲、电影，这一原则（遵守各自表演体系的严格界线）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我相信任小姐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
但要想成功转型为电影演员，还是请任素汐先回去吧。
如此一看，我对和他搭戏的这些角儿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