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叛逆的女性都写小说
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伦敦有文采的女性一直遭到埋没，甚至不允许写作。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说过，“有头脑、有个性”的女性在早期的现代英国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机会。“她从不描写自己的生活，几乎不写日记；只有少量书信留传下来。她没有写出可让我们判断其个性为人的剧作和诗歌。”
伍尔芙说的并不完全正确。也有从事写作的女性，而且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留传后世，甚至从17世纪和更早年代就开始了。然而女性作家鲜为人知的这一事实即说明作品数量明显稀少。另外在莎士比亚时代禁止女性登台表演，甚至到了19世纪许多才华出众的女性艺术家仍认为无法采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作品。玛丽·安·伊万斯自称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姐妹决定先以贝尔三兄弟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这样做绝非是为了消遣，实属无奈之举。
尽管如此，许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仍然在伦敦文学史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青史留名。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当中的佼佼者。
1759年，在当今利物浦附近的樱草街，玛丽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舒适的家庭。然而好景不长，同伦敦其他几位著名作家一样，玛丽的童年也因父亲欠债受到了影响，迫使她5岁时离开了伦敦。15岁时她又回到伦敦，来到了霍克斯顿贫民区。那里当时还有伦敦市内三个名声最差的精神病院。她后来回忆说，在大街上看到精神病人比看到饿死的人更令人伤心，因为他们“遭到的是最可怕的毁灭——灵魂的毁灭”。此外，还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激进社区，霍克斯顿学院就在那里成立。霍克斯顿学院促进了革命发展，传播一种颠覆性的思想，即人性本善，应该获得自由（同当时英国教会的主张背道而驰）。
在霍克斯顿，一位有学问的邻居向玛丽介绍了有远见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著作。她在霍克斯顿第一次接触到洛克的思想：丈夫“不应该有权”支配妻子，就像“妻子无权支配他的生活一样”。在当时那个年代殴打妻子合法；如果她想离开你，把她关起来也合法；孩子是丈夫的合法财产。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说，洛克的上述思想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
后来，她在斯托克纽因顿与朋友一起开办了一所思想自由的女子学校，而且也是在那里开始了她的激进写作生涯。她先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于女儿教育问题的思考》，随后又参加了格林的激进论教派教会活动，还在当地咖啡馆里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雷斯特利等几位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1792年玛丽在斯托雷街发表了《为妇权辩护》，提倡男女平等，抨击男人对女人抱有非分之想。这是对托马斯·潘恩的名著《为人权辩护》所做的一种无礼模仿和挑衅。然而，玛丽并不满足于谈论变革。没过多久，她便前往发生革命的法国，在那里遇到了吉尔伯特·伊姆利，并成为他的恋人，为他生了孩子。她后来又被他抛弃，致使她想在帕特尼桥上投河自尽。
从痛苦中恢复过来以后，她搬到了本顿维尔一带的卡明街，并在威廉·戈德温那里找到了慰藉。她同戈德温一直相伴到她于1797年因产褥热去世为止。她在去世前10天生下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女儿玛丽·雪莱。
玛丽·雪莱不愧是她母亲的女儿，极力反对社会上的一切限制性传统习俗。私奔后，她同珀西·雪莱以及自己的异父妹妹克莱尔·克莱蒙特三个人共同居住在马奇蒙特街。这显然同传统习俗格格不入。
克莱尔·克莱蒙特被认为是雪莱诗作《致歌唱的康斯坦西亚》中的描写对象。她还同当时经常登门的客人拜伦发生过恋情并生下一个孩子。后来拜伦毫不客气地领走了孩子，抛弃了克莱尔。（据传说，她同雪莱也生过一个孩子。）
在马奇蒙特街住宅里，玛丽·雪莱、珀西·雪莱、拜伦和克莱尔实践着自己生活、自由恋爱的生活理念。然而从不久前发现的克莱尔·克莱蒙特回忆录（发现于2009年）中来看，他们的群居生活并非完全美好、充满光明。她在后来写道，拜伦和雪莱“都是恶人，爱撒谎，无情刻薄，背信弃义”。“他们崇尚自由恋爱，却相互折磨”。这也许是一位老妇人的怨愤之言，但从另一方面充分表明，女人甚至也会遭到主张男女平等的左翼激进人士的虐待。
玛丽·雪莱也吃尽了苦头。她的丈夫于1822年在欧洲去世后，她在欧洲大陆又逗留了一年，决心依靠写作谋生。1823年她被迫回到了伦敦，先是同父亲和继母一起居住在斯特兰德大街；后来在不同地方居住过，依靠极为富裕的公公蒂莫西·雪莱施舍的微薄补贴度日。这笔钱只能勉强养活她自己和儿子，生活仍然贫困。再说这笔钱的发放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玛丽不写任何有关她丈夫的回忆录。玛丽在发表经典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后，又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优秀长篇小说。其中有几部作品呼吁建立更好的政治体制，呼吁人类更为公平地相互对待。显然，她的公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846年吝啬的蒂莫西爵士去世后，玛丽的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从此她在骑士桥切斯特广场24号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直到1851年在那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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