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学”、“曹学”到“秦学” ——从百年历史看“红学”研究之发展轨迹
之所以又发这篇旧作，是因为简书群里不让发外链。看到群里的简友写《红楼梦》，文章是写得极好的，好过大作家的《秦可卿之死》。但是我的建议是，对于一个有很多专业才华的写作人，最好不要再把才华和精力放到研究《红楼梦》上了，这好比，再好的馒头，过度咀嚼出来的价值都有限。
张瑞喜
（这篇文章是对此前所书《“红学”研究，该刹车了——妄说“红学”研究之百年历史》一文的修订，也是在与一些了解“红学”的朋友交流之后，对前文中一些偏颇之处的修正）
引言：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2003年6月，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推出了一套大型系列节目《新解〈红楼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曹雪芹肯定是和韩信一样几乎饿得要死而且受到过一位女性的救济，因此他在《红楼梦》中才这样重女轻男”，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电视讲座《曹雪芹其人其书》中发表的观点。另一位红学研究大家蔡义江考证的则是“《红楼梦》是曹雪芹30岁至40岁所写，还是20岁至30岁所写”这一实难确凿证实之问题。
最近，又听说小说家刘心武创立了新学派——“秦学”，引起文坛争议，更为“红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困惑……
《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或曰“红学“的历史，有人认为是以王国维１９０４年完成《〈红楼梦〉评论》为起始标志的，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程。在此之前，文字和考证亦有不少，不过于现代人的影响不是那么大，也不是那么权威。故自王国维始，的确很科学。
从１９０４年之后的三十多年，“红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主要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人，他们都是大文学家、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而不是“红学家”。“红学”研究只是他们的诸多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这段时期的各种“红学”研究，不论哲学说、美学说、索隐说、自传说，所研究的课题基本上是围绕着《红楼梦》的小说本身，也兼有对曹雪芹其人、其事的一些探究，以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优劣比较问题，后四十回究竟出于何人手笔的问题的考证。
１９５４年９月号《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 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
可以说，在解放初期的政治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对三十年代的旧观点提出这样的置疑，是非常正常的。这原本只是简单的学术之争。不幸的是，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于是，一次学术之争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政治运动。这后续的发展，使“红学”研究失去了学术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却远非“两个'小人物'”所能左右的。
这期间近三十年“红学”研究，可以说是以“批判”为主的研究，是深入到思想、到灵魂的研究，而且密切联系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毛泽东发动的第一场“文化革命”。这期间，有很多文人因《红楼梦》而蒙难；也有很多内心苦闷的知识分子，将《红楼梦》当作了心灵的避难所，无意之中，竟成了“红学”大家。
政治运动对“红学”研究的积极作用也大得很，它使“红学”研究一下子从象牙塔走到了人民群众之中。倘若没有伟人的作用，今日之“红学”研究，断不会如此广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复苏，对过去三十年的反思，又使“红学”研究再度繁荣。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学会似雨后春笋般涌出（有故事说，乡里的文学青年，苦于无人赏识，便自己成立一“某省某市某镇‘红学’研究学会”，从此有了与市里、省里的文人结交的机会，也有因此而走上文学道路的。）
思想的开放，使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情景，所研究的课题也五花八门。除了对三十年代各种著名“红学”观点的再论证，对1954年以来的大批判运动的再批判，更有对《红楼梦》之民俗文化、之食文化、之词文化、之性文化……的各种研究。每至“红学”、“曹学”研究之十年、百年之际，研究“红学”之文人如过年一般聚而会之，举杯同贺“红学”繁荣昌盛。
既然要不断研究，总要出些新观点、新成果。 这便将前后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肢解得支离破碎，每一个细胞都用显微镜来仔细观察、分析（需要时还要辅之以反光镜、折射镜、哈哈镜等工具）。一些所谓“红学一派”者，竟也籍此研究出了不少离奇的索隐成果，索隐出几大厚本的《红楼解梦》、《太极<红楼梦>》之类……，在笔者看来，那些东西哪里是什么“红学”研究，不过是借了曹雪芹的威名，写自己的小说罢了！果真是写得了好小说，恐怕也不需扯着“红学”研究的虎皮。
笔者在多年之前就曾读到刘心武所写的《秦可卿之死》。当然是当作小说来读的，不曾用心，只有些模糊的印象。忽一日听说作家要把这些东西当学术研究成果，还要自称一派，曰“秦学”。此实为既令小说家尴尬，亦令评论家尴尬之事。
自《〈红楼梦〉评论》的诞生，迄今整整一个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红学”研究从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发展到了“曹学”——对作者的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当年的文学评论家也改作了史学家。单一个曹雪芹生卒年，就不知有多少笔墨论争（如今既然在搞逝世240周年的纪念，想必“卒年”是已经考证清楚了，却不知生年可有定论？就算是都考证清楚了，是否此《红楼梦》就会变成彼《红楼梦》呢？曹雪芹不过是个作家，算不得什么历史人物。自古以来，生卒不祥的作家多得很，有没有必要都去做这些无谓的考证呢？）
大学者们还进一步去考证曹雪芹写作的年龄，考证曹雪芹可能有过的红颜知己和生活经历……，对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来说，这些考究又有什么意义呢？将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经历非要拉到一块来比照，这本身难道不是对文学的耻笑吗？(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历过的么？日本的作家H .Kuriyakawa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
至于“秦学”，伴随着这个“新学派”的诞生，相信不久的将来，针对着《红楼梦》里的大小人物，一定会有“贾学”、“薛学”、“林学”、“王学”……蜂拥而出，所以有人兴奋地大呼：刘心武为“红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是为“红学”发展之幸事？或为“红学”研究之误区？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然则，伴随着《红楼梦》研究从“红学”、“曹学”再到“秦学”的发展轨迹，虽然研究者们均很认真地著书立说，似乎学问越做越大；笔者却总有一种“红学”研究日渐沦为儿戏的奇怪感觉——但愿这只是笔者一人之偏见，而勿成天下学人之共识。
- 作者： ruixi 访问统计： 2004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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