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万卷书-点评中国今日之史学界-先秦篇
引言：随着拥有旧学基础或者受旧学熏陶的老一辈学者的故去，现今占据大陆史学界主流的、拥有声望、地位的史学家，已经变为长在红旗下的人。他们的共性是基本上没有旧学基础、受新中国教育影响、经过政治运动、并在恢复高考后第一批重返校园。他们的不幸，是时代的影响；他们的幸运，是还能亲自得到老一辈学者的教诲。然而，他们的学术水平是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大，还是受到老一辈学者治学影响的大？这就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前文一个人的万卷书-中国史研究的主流与支流-先秦篇主要谈问题，本文主要谈学派。限于篇幅，很多学者没有列出，仅挑大家来说。不足之处，欢迎补充、商榷。
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0、先秦史总论：
先秦史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按照生产工具，可以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按照文明程度，可以分为酋邦、早期国家、国家等阶段。按照传统史料可分为五帝时代、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等石器。按照中国常用的分期，即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们对先秦史有3个错觉：一是感觉先秦史很短；二是感觉夏商周三代是纵向串联的三个国家，忽略其横向并存的关系。三是认为夏商周的国家形式同秦以后的王朝一样。
图1-先秦史的大致分期
1、传说时代：
自顾颉刚先生编辑《古史辨》以来，对于经书上记载的古代历史便有了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主张将之归结为神话，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他提出了层累造成说，此后杨宽用神话分化说，进行了修正。一种是继续相信，以柳诒征为主，此派后继乏人；一种是辩证地信，即承认经书记载的古史不可信，但是又不归入神话，而是归于传说，此派以徐炳昶为代表，蒙文通先生亦可归于此派。
疑古派的继承人，可分为两类。一是大体同意顾颉刚先生对古书的怀疑态度，具体结论并不一定赞同。二是顾颉刚先生的学生及再传，以刘起釪的《古史续辨》和吴锐编辑的《古史考》为代表。（《古史考》原本想叫《古史辨》，后来由于顾颉刚先生家人反对而改名）疑古派或古史辨派，用顾先生自己的话说，它从来没有自成一派，疑古是为了寻找真相。用杨宽的话说，参与《古史辨》的学者，不仅有怀疑的文章，也有相信的文章，而每个学者的学术观点也有变化，不能一概而论。这句话很中肯，顾先生晚年从事的《尚书》研究，就是建设古史，而非破坏。
神话派的后继者，以袁珂最为杰出，写了《中国神话史》等多部书。传说派的继承者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将之引入到考古。当下最为热闹的是，信古派的沉渣泛起，此即李学勤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与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而泛起的缘由，则是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对于李学勤先生的新酒装就瓶，林沄先生已经有文章痛斥。除了明目张胆地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之外，另一个学术倾向亦不可轻视，此即考古与传说史料的对应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一派认为，考古是考古，传说是传说，以许宏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考古应与传说结合，以李伯谦、俞伟超为代表。我对于李学勤、李伯谦等人的观点，是持谨慎态度的，在没有明确文字出土的情况下，不宜过度推测。
图2-引自许宏博客
2、夏或二里头：
中国的考古始于殷墟的发掘。而中国的考古学界，却有南派与北派之争。南派以李济为代表，49年以后，去了台湾，此后的学术工作是整理早年的资料；北派的代表则是苏秉琦、郭宝均，49年以后，多半留在大陆，此外，李济先生的弟子，夏鼐也留在了大陆，大陆的这支考古学力量，又以北大和社科院为中心，分为两派，很多学术观点都不同。
对于石器时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便是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其弟子严文明修改老师的观点，提出花瓣说。而对于夏文化以及夏商分界等一系列学术难题的争论，则花费了考古学者大量的时间，而郭宝均的弟子邹衡先生的论点，则是沧海横流，方显真知本色，在夏文化的争论中，独树一帜。二里头与夏文化的关系，仍然是当下学者论战的重点，而我个人觉得有炒冷饭的嫌疑。无法在宏观理论上有所突破，却在细枝末节上喋喋不休，正是当下有些学者的写照。
3、殷商史：
殷商史研究有甲骨四堂之说，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四堂之中，以王国维、董作宾的研究为大，郭沫若先生的研究，则引入歧途，这一点在稍后的文明起源问题上会说。
王国维、董作宾先生的学术路径是以甲骨证史，董作宾先生49年到台湾后，学术受材料影响。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则继续了他老师的路径，而兼及文字学，但是没有摆脱老师的路径，徐中舒先生的弟子，詹子庆。赵世超以及留在四川的众多门人，都没有大的动作，能够提出新的体系的，只有，注意，我说的是只有黄奇逸，而且学说与其人，则备受冷遇。甲骨研究的另一个学术路径是讲甲骨归入文字学，此派以唐兰、于省吾为代表，继承唐兰衣钵的则是高明，王玉哲先生改为以甲骨证史。于省吾先生的弟子，多半是以文字为主，林沄则改为以甲骨证史。
继四堂之后，对于殷商研究的则是胡厚宣先生，胡先生两种路径都有，主编《甲骨文合集》，出版《甲骨文殷商史论文集》。从学术渊源上看，胡先生属于董作宾的弟子，虽然没有明说过。胡先生的弟子，最为杰出的当属，裘锡圭。王宇信和宋镇豪发扬师说较多，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和多卷《商代史》。李济先生在台湾的弟子，最杰出的是张光直。张光直对于殷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胡厚宣之后的另一位大师。胡先生虽然在甲骨的收集以及考释上的成绩非常杰出，但是他用以论说殷商史的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解释上是错误的。而张光直超越的地方则在于理论的突破，不单要突破马克思主义，更要突破西方的所有理论。其他，在罗王体系下的修正，即对于甲骨卜辞的分类，则属于小问题小突破。当下学者，对于朱奇逸提出的新体系，是冷落的，而他们又做不到裘锡圭先生的精深入，也没有张光直先生的视野，总的来说，令人遗憾。
补：当下大陆学术上的主要学者，大体出自金景芳、赵光贤、王玉哲、徐中舒四位先生。金景芳的弟子中，出类拔萃的，我认为是谢维扬。赵光贤的弟子—沈长云、晁福林、王和等，王和还凑合，其余均无足观。王玉哲的弟子，也就朱凤翰先生，值得一提。徐中舒的弟子，我前面提过，黄奇逸。
图3-黄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
4、西周史：
西周史的研究分为，西周王朝的研究和各诸侯国的研究。在总体上提出见解的，是许倬云，华夏国家的提出，把握了西周历史的脉络。此后李峰又针对各种理论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说见西周的政体。诸侯国的研究，分为秦、晋、楚、齐、吴越等，主要是各地的学者在做，秦文化的研究在陕西，晋在山西，楚在湖北，齐在山东，吴越在江浙。说来说去，都是毛驴拉磨——走不出那个圈。
5、春秋、战国史：
春秋史研究的大家，以童书业和陈槃为代表。陈槃先生在台湾，童书业先生仅囿4位研究生，钱杭，一般。战国史研究的大家有三位，齐思和、杨宽、缪文远。齐思和先生解放后改行，挺遗憾的。杨宽的著作不必说，都是重要成果。其弟子不多，他的儿子，杨师群，倒是写了东周秦汉转型研究，但是见于他们父子的关系，很难说的上子承父业。缪文远对杨宽的著作作了补充和修正，主要是史料的研究。当下学者的研究，主要是把春秋和战国放在一块看，即东周，引入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来研究，以赵鼎新、许田波、邓曦泽为代表，这是可喜的地方，也是少数。
图4-邓曦泽：冲突与协调
6、文明研究：
对于文明的起源，郭沫若首先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此后就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的笼罩下，虽然苏秉琦先生提出过反对，但是没有回响。此后，直到张光直先生引入酋邦，谢维扬更是用此理论重新解释先秦历史，易建平写书反驳，但是很多学者仍然无动于衷，依然马克思主义那套。目前的进展不大，以至于很多优秀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可悲。
附录：本文部分参考论文：
1、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答刘胡两先生书、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
2、杨 宽：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收录在《先秦史十讲》
3、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4、林 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
5、苏炳琦：关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6、邹 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收录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
7、李 峰：西周国家的概念性重构，收录在《西周的政体》
8、林 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
9、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