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万卷书-点评中国今日之史学界-蒙元篇
引言：元史的研究，最为特殊。秦汉隋唐，都是汉人政权，匈奴突厥，可以归入到民族史和边疆史范畴。但是到了辽金，就增加了复杂性，因为辽占领了燕云、金占了中原，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辽金的历史，既包括了朝代史，也包括了民族史。到了元，就更加复杂，不仅占领了全中国，也占领了半个地球，不仅是民族史，也是朝代史，也是世界史。无论是征服王朝论，还是崖山之后无中国，还是新清史，都是针对这种复杂性说的。征服王朝论，对于辽金，我们是容易反驳的，因为契丹、女真两个民族已经汉化了，成为汉族。对于新清史，我们也是容易反驳的，因为满族也事实上汉化了，今天的满族，仅仅是个名称。但是元代特殊，这种特殊性在近代体现的特别明显，因为外蒙的独立，也因为蒙古族没有完全汉化，所以，在研究蒙元史的时候，就绕不开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情节。这一点，蒙元史的研究者，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因为现状没有改变。
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民族史、世界史、朝代史三个角度决定了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不仅要掌握蒙文，也要懂汉文、波斯文等语言，不仅要纵向考察蒙元史在中国史上的影响，也要横向看蒙元史对世界史的影响。不仅要讨论蒙古帝国是不是应该加入中国传统王朝行列，也要分析晚晴革命当人鼓吹的亡国论调。
国内研究蒙元史的第一代学者，主要是专家型学者。有四个人，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姚从吾、邵循正在西南联大收了杨志玖、方龄贵两位学生，解放后，姚从吾去了台湾，在台大。邵循正去了北大，韩儒林在南京大学，翁独健在社科所。杨志玖在南开，方龄贵在云南大学。六十年代，又成立了内蒙古大学，师资力量也是从这些高校抽调的。国内研究元史的重镇，基本分布在这几个高校。
晚清以来，域外史料的发现，也就是汉文史料以外用波斯文、蒙古文、俄文等记载的史料的出现，所谓出现，是指出现在国内学者的视线。这就产生了一个语言学的问题，不懂这些文字，就很难读这些史料，也就很难与汉文史料相对证。因而选了以上四位去当时东方学的中心学习，因而，这四个人的治学路径，都是语言文字的对证，如韩儒林写的蒙古的名称。姚从吾是一个例外，他不仅研究元史，也研究辽金史，治学视野比较大。
第二代学者，基本上是他们培养起来的。邵循正解放后改行，培养的弟子不多，周良霄、周清澍。翁独健，解放后在社科所研究民族史，弟子最出名的就是陈高华。他是四位开山学者中，最长寿的，独健本来是对自己瘸腿的自嘲，却成了长寿的名字。韩儒林和姚从吾的弟子较多。韩在南京大学，培养了邱树森、高荣盛、刘迎胜、姚大力，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弟子，在当下的学界，很活跃。但是，这一派的研究，还是韩儒林的治学路径，各种细节考证。其中，姚大力最为明显，除了博士论文写得是专著，还有一本普及性元史读物，其他都是论文集。而姚从吾一派则注重宏观，49年以后，其弟子分为两派。早年弟子，杨志玖，方龄贵留在大陆。杨志玖，研究马可波罗、西域人和探马赤军，《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和《元代回族史稿》，是三个领域的代表性专著。其弟子李治安，早年作品也是考证，后来作专题史，研究元代制度。扩大到中央地方关系研究，晚年转入思想文化，最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专门谈思想文化的。关心的都是宏观问题。方龄贵先生就比较专门了，五华楼碑刻的整理，最为代表。晚年在台湾培养的弟子，洪金富，萧启庆、孙克宽。主要是研究元代甚至辽金汉化的问题，其中，萧启庆的成就，无疑是最大的。姚从吾先生很想把李敖培养成元史专家，但是李敖没有按照老师的意愿作。姚先生最后累死在办公室，真是感人。李敖写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让我感动的文字之一，在此之前，让我感动的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这一派的研究，是我最欣赏的。
如果有喜欢元史的朋友，李治安和萧启庆的文章是应该先看的，他们对于元史的把握比较准确。李治安在蒙元帝国史的课程中，叫萧启庆师叔，也是一种师门的承认吧。随着台湾元史研究的凋敝，未来的元史大师，应该出在李治安门下或者陈得芝门下，
此外，还有些零散力量，余大钧受其父亲影响，研究成吉思汗，其弟子就是北大著名的副教授-张帆。剩下的基本是蒙古族学者，学术中心在内蒙。
最后，说一下对元史的观望。目前研究元史的困境，主要是民族国家理论。在这种理论下，我们要根据民族的现存力量，即使已经跟历史上的民族没什么关系，也要建构为一个民族，满族、鄂伦春等55个少数民族，大体按照这个模式建立出来的。而这个理论的破绽就是，一个民族建造一个国家，因而才使得原本已经汉化的民族产生了离心的力量，新疆、西藏以及泛蒙古主义的兴起，便是这个理论的副产品。而随着自治区的划定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的政策性照顾，说道照顾，就是超国民待遇，高考加分等等。这就造成了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费孝通便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承认既有政策造成的多元，但抢到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然而，这个理论的困境就是，我们现在的领土，与我们承认的民族并不重合，蒙古族就是例子。而新疆的伊斯兰化民族，更认同中东，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就是在多元一体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个毛病，马戎已经指出来了。
这个理论的衍生问题，便是民族英雄的评价上。对于如何评价成吉思汗、文天祥等人，变成了左右为难的事情。这一点蒙元史史学者是无法回答的。未来的突破就是抛弃民族国家理论，象雷海宗在《国史纲要》那样，承认亡国。而这一点，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因而，蒙元史研究的进展，也会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