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万卷书-点评中国今日之史学界-明清篇下
引言：对于清史研究的梳理，我是颇为头疼的，以至于犹豫要不要写，考虑到整个系列文章的完整性，我还是勉为其难。就清史研究来说，按照时间，可以分为入关前、入关后到鸦片战争前、以及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晴史。而晚清史有常和近代史混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清史被拦腰截断。现有的研究格局是这样的：先清史到努尔哈赤起兵这段历史，归入明代女真史。努尔哈赤起兵到1644年入关，归入晚明史。1644年到1662年，即康熙初年这段，与南明史并列。康雍乾三朝，单独划为一个时代，嘉道附之。道光以后归入近代史。然而，单独把清朝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来观察，我们就必须将努尔哈赤到溥仪的后金-清-伪满政权结合起来。1911年，一般看做是清朝灭亡的年份，然而溥仪在被冯玉祥赶出故宫之前，仍然有自己的小朝廷，且中间有张勋复辟。这是第一次余波，第二次余波是伪满的建立，到抗战结束才覆灭。我们固然说伪满是日本人的傀儡，然而，在满洲国建立的时候，很多满族、蒙古族的清朝遗老也热情参与了，溥仪也在努力重振大清。如果，我们说，南明是明朝的延续，那么，伪满也可以视为清朝的延续，正如今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延续。我们不这么看，是因为有价值判断在里面，因为南明抗清，伪满投日，但是抛开价值判断，二者在延续性上，有一致性。以上是清朝研究的阶段造成的难题。目前，只有杜家骥的清朝简史，从努尔哈赤写的1911，算是比较完整的断代史。我的意见是，必须将清政权，看做一个从兴起到强盛到衰微到灭亡的一个完整整体。
第二个难点，是研究材料造成的。清史的研究材料，有野史，有正史，有大内档案，有国外材料，有满文材料，有汉文材料。萧一山写的清朝通史，喜欢用野史，孟森写了一些列考证文章，都是针对野史说的。清宫疑案，有太后下嫁，顺治出家，董鄂妃，雍正即位，乾隆血统，慈禧的一些，同治的死，光绪的死，等等，特别多。传闻记载是真是假，很难判断。正史，却因为清史稿没有修完，留下个烂摊子，现在人大正在修，但是体例已经不同于以往二十四史，所用语言也不是文言，这就很糟糕，我个人是不看好，修出来也是垃圾。大内档案的发现与整理，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但是满文与汉文的书写以及材料的巨大，还有材料获取的难度，造成出成果的周期特别长，不读这些原始档案就写文章，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些材料没有点校整理，也需要整理，所以很多问题，现在的结论，都不一定准确。材料的多样与巨大，造成的问题是，把全部清代史料整理完，就得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在研究上，还没有完成史料整理的阶段，这就造成，即使现在有成果出来，后人也会重新研究的。冯尔康写了清代史料学，很好，这样基础的工作才是正道。清史编年，近代通史等工程，不令人满意的一点就是史料搜集不完备。
第三个难点，是史观造成的。这一点与清朝是满族统治者有密切关系，新清史的视角，我们不应忽略，这一点说过了。还有一点，就是近代的转型问题，这也是一个难题。这两个难题又和现实有瓜葛，所以，也对研究造成一定的影响。
以上三个困难的存在，使得以往的清史研究，即使是我们公认的大家，在以后的学术地位，也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没有写完，后来者，也没有接着做，即使出了清代前史，也不理想。郑天挺的研究，以考证为主，具体问题的考证，很好，因为无法解决全局问题，这是研究阶段的限制，与个人的能力无关。郑天挺早年在北大，52年调整到南开，一个清史学者，不在北京，而是被调整到南开，这里有政治的因素。在南开培养了很多人，都很出色。冯尔康、陈生玺等人。杜家骥我没有查到师承。郑克晟，子承父业。
另一个49年留在大陆的大家，是王锺翰，他的治清史特色是注重满族史，弟子姚念慈、邸永君、滕绍箴、定宜庄等等，由于他长寿，郑天挺先生有在改革开放之初逝世，所以很多清史的博士，都是他带的。
戴逸的师承，我也没查到，我读他的书，感觉他的水平一般，我不知道是真实水平就这样，还是因为政治因素，没有在书中体现出来。
台湾的学者，李光涛，陈捷先，庄吉发，都是大家，成就也很大。
晚清史，其实还得分成好多，太平天国史，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郭廷以是不得不提的。蒋廷黻有开山之功，但是郭廷以主持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张玉法、刘维开、王尔敏等等。大陆这方面，陈旭麓以及其弟子茅海建、杨国强等人。太平天国，不得不提罗尔纲，茅家琦，这些人的研究，都是靠谱的。至于雷颐、张鸣、纪连海、阎崇年等人的研究，就得打折了。阎崇年对努尔哈赤的研究，是出色，其他就一般。但是他们在清史研究的学术史地位，目前很难评价。以上就是我的基本看法。
补充：关于前面提到张鸣、纪连海的事情，我想做一下解释。我虽然提到他们，并不代表我认可他们的研究。我用了打折这样的方式处理，还是留有余地的，没有完全否定。对于张鸣、纪连海甚至雷颐的研究，在精深上确实不咋地，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的研究放在1949年之后大陆的学术背景下来看，就会看出他们的可取之处。1949年之后，大陆的近代史叙述模式，是胡绳-范文澜的体系，而张鸣、纪连海、雷颐的书，便是对这一体系的抛弃，张鸣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一个错误的解释体系的抛弃，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不算什么。然而，对于我这样从中学到大学接受胡-范体系教育的学生而言，却有当头棒喝的作用。当然，对于普及类学者应不应该算入史学研究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不仅对于张鸣、雷颐、纪连海，对于柏杨、袁腾飞、易中天、王立群等人都存在。
回到清朝的研究，我在前面说到清史研究面临着三个难题，在这三个难题解决之前，学者的研究是不容易评价的。茅海建对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的研究，目前来看，代表了晚晴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研究以还原史实为主，这一点是必要的工作。下一步便是如何解释？无论是胡绳-范文澜体系的解释，还是费正清冲突-反应的解释，都存在问题。如何突破，目前清史的研究还没有回答。因为评价近代化，就必须上溯到晚明，晚明的变局，可以说已经融入世界了 ，为什么没有继续? 为什么在清朝前期中断？这是需要研究的。在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中断近代化，这个诡吊的现象，怎么解释？
我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受了陈春文的《回到思的事情》这本书的影响，确切地说，是这本书解决了我的疑惑。当我们面对康雍乾盛世而没能走向近代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问的是，这是一个康雍乾时代特有的问题，还是中华文明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更近一步追问：近代史，是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特殊问题，还是全世界所有文明的普遍问题？陈春文的回答是，近代化是基督教文明的特殊问题。当时全世界，只有基督教文明进入现代化。而伊斯兰教、儒教等文明都没有进入。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晚清，同印度、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相比，晚清的努力是很有成绩的，虽然我们丢了外蒙古和东北150多万土地，但是我们摆脱了被肢解的命运，对比印度、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这样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保住了领土、文明、人种，虽然在宪政民主上，仍然不足。然而，如果领土、文明、人种都没有了，谈宪政民主有什么意义？
八旗制度，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钥匙，不仅在清朝前期八旗制度鼎盛的时候，也在清朝后期八旗制度衰微的时候，出现绿营，出现湘军，淮军，新军、党军，这些前赴后继的军事力量，湘军、淮军支持了晚清督抚政治，新军导致北洋军阀的崛起以及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的出现，党军则分为国军与共军，分别支持了国民政府和现任政府。对于晚清的改革，虽然是被迫的，然而在力度上确实空前的，我们应该看到清政府的努力，如果不是慈禧的死去，满清新贵的上台，很有可能就立宪成功了。虽然历史不能假设，然是不妨碍我们推测历史的可能性。
清朝特有的政治体系，皇权的强化，导致政治强人特别重要。这种政治强人，在前期表现在康雍乾的圣君出现，在后期表现在曾林左李袁的出现。唐德刚把晚清的变革，比喻为穿越历史的三峡，我个人对于他的史识是赞赏的，对于在晚晴七十年中体现了史笔，是喜欢的，对于他的史料，确实怀疑的。这种作品的出现，以及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都体现了史料的缺乏。这就回到了我指出的三个难题。不在史料上作足功夫，单凭史识、史笔很难令人信服，即使我们承认他们的史识正确。
阎崇年对于努尔哈赤的研究，滕绍箴对于三藩的研究，李治亭对于吴三桂的研究，杨海英对于洪承畴的研究，杨启樵、冯尔康等人对雍正的研究，庄吉发对于乾隆的研究，后期，茅海建的研究说了，宗泽亚。戚其章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玉法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等等，在个案上，个别事件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杜家骥对于满蒙联姻的研究，八旗的研究，都很有成绩。然而，清代历史的特殊性，正如秦朝历史的特殊性一样，是全面的变局，在思想上，文化上，民族上，体制上，宗藩关系上，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都是全面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个案式的专题研究，也需要整合专题研究，综合来看，目前，综合性成果还没有出现，出现的也不一定准确，这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过程。这仍是我提到的三个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