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和她的上海生与死
上个月考试周的时候，一起自习的同学问我在刚刚收起来的讲义背后写了什么。我告诉他，最近了解了一下“国乒事件”，无意间想起一句话：“爱国者的责任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一）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是郑念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用英文写就的一部回忆录。该书第一版在美国出售，后来翻译为中文，引入内地出版。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后来此书不再再版。
第一次了解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的封面，很难想象这是一位经历过文革后在异国他乡安居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平，中学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后升入燕京大学，而后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与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郑康琪结婚。
《上海生死劫》封面
随着抗战的爆发，两人回到中国，其夫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后来被派到澳大利亚，他们在澳大利亚呆了七年，1948年回到上海。1949年，在面临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这一选择时，他们选择了留下，郑康琪后来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经理，直到1957年病逝。之后，郑念任经理助理，协助公司在上海的工作。
后来，"文革"爆发，郑念因其留学英国、丈夫曾是国民党高官及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公司的经历而遭非难，致其长达六年的牢狱之灾，她的女儿则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毒打而意外身亡。随着"文革"的结束及社会的日益开放，郑念得以平反，并于1980年前往美国探亲，最终定居美国。
《上海生死劫》就是郑念在美国以其1966年到1980年这一特殊时期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纪实小说，其内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忆来叙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对那个荒谬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无处不在的告密现象等都有淋漓尽致的描写。
（二）
“我们中国人民等了五千年了，也没有得到民主。再等二十年也无所谓了。只要国家不要乱起来就好。”
文革刚刚爆发的时候，政治觉悟十分低的郑念并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她像往常一样生活，直到“红卫兵”来抄家，她才明白这是一场“革命”。作为一名在英国帝国主义开设的公司工作的中国人，无疑是人民心中的“间谍”、资产阶级走狗。
“我失望地看着那些被毁坏了的残物，但并不感到太在意。它们在我一生中某个时期，曾属于过我，但自红卫兵进入我家门的一刹间，它们已匆匆地消失了。虽然我能向前看，但我不能往后想。那些红卫兵们似乎十分得意满足于此。能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击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假若我还年青，工人阶级出身，自幼接受并崇拜左的教育，相信这是正确的，那我会不会同他们一样行动？”
在这里，郑念并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单纯地归咎于政府，而是反求诸己，表达了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观点。或许在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导致了集体灾难的降临。
抄家持续的时间不长。没几天，郑念就在未经过任何合理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关进监狱。
“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在上海外国公司作过雇员的都被关起来了，主要是因为四人帮要整周总理，因为外国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经过总理批准的。”
平心而论看，郑念实在是为那些制造她个人生活悲剧人找不出更多的理由，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郑念的分析则有些囿于她写作的时代背景之内。她把这场政治灾难看成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对周恩来有种80年代的感伤怀念。今日读来，这个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是，郑念的这个局限，并没有妨碍她对红色中国做极为准确的观察和描述。
《上海生死劫》很大的篇幅用来描述她在监狱中的生活，包括衣食、看病、劳动、接受政治教育。
使她一直不能理解的是，在她被投进监狱的这些年里，为何女儿一次也没来看过自己，甚至连封信都没有，她一直都在劝说自己不要相信那个可怕的念头，直到她被无罪释放。
“一切正如我在第一看守所时收到她衣服时所猜疑的，曼萍真的死了。然而当时，我还是多么希望，在出狱时能见到她仍然活着，现在，我那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什么都完了。当时索性死在监狱里倒好，现在也不会感到痛苦了，永远也不会知道曼萍已死这个事实了。我竭尽全力，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却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已四周一片空空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令我都不知身在何方。”
曼萍真的死了。
（三）
“我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庞上，双颊深凹，头上披着一绺绺枯干的灰白头发。只有一双眼睛却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需要提防外界。现在这副面容，已与过去的我大不相同了。毕竟六年半，不是个短时期，我总是会苍老一点的。我又对镜中的自己看了看，希望不久我的脸色会重新红润丰满起来，我的眼睛，能以宁静，而不是惊弓之鸟的神情，来看待世界。”
出狱后的郑念一直试图探寻女儿死去的真相，但是各方面一直都是这样支支吾吾地回答：你女儿是自杀。
郑念不相信。她要通过自己来还原真相。
可悲的是，经过文革存活下来的人都已成了惊弓之鸟，对任何过去发生的事缄默其口。甚至包括郑念自己，她在书中写了一个男青年，上级考虑到她自己一个老年人生活，生活中许多需要力气活的事情多有不便，于是便安排了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来帮忙。正常人来看，此举实属正常，说是跟探实在是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但是在经过“政治运动”的郑念来看，这无疑是当局对她的不信任派人来监视自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在一个兄弟姐妹，夫妻父母都可能互相出卖的文化里，郑念的警惕性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经过种种周折之后，郑念调查得出结论：自己的女儿绝对不是死于自杀，而是被虐杀。
“那晚，我辗转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静静地躺着，回忆着那已逝去了的岁月。我的女儿，在我眼皮下渐渐长大了，由澳大利亚堪培拉一个胖呼呼的圆脸婴儿，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上海姑娘。我终究未能为她彻底平反，我为自己无法冲破种种阻力而失望！我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最终，她始终不能原谅自己，决定离开这里，离开这满是悲惨回忆的国度。
“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与生我育我的祖国永别了。这是个粉碎性的断裂。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渴望着效忠祖国。但我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过错！”
（四）
在阅读郑念的《上海生死劫》时，我总是会想起林昭。然而，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林昭了。毕竟，只是大时代革命的牺牲品。
林昭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她在1958年也就是反右运动的后期成了右派，在1960年中国大饥荒时代，她被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子所波及（不是主动卷进去的），成为一个“反革命”。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她不是被法院而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了死刑。
1968年4月29日，林昭死去。但是林昭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十几年前，言论管制还没有今天如此强烈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特稿”发过一篇关于林昭的稿子，很快负责人受到了处理。此后，任何关于“林昭”的媒体报道都不会出现，就像xxx、xxx等敏感词一样。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五）
关于林昭的详细经历不细说，在这里一旦有真相就会变成404。有些人，注定是会被历史记住的。
让我把笔伸回《上海生死劫》。谢晋导演曾经计划把这本书拍成电影，最终也作罢。后人撰文纪念郑念，多称其为“最后的贵族”。
她的出身，她的财富，她的家庭，是在阶级破碎的今天很难再出现的，这使她与中国社会拉开了差距。
郑念的文笔是我们这代人不可企及的：对于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灾难，即使在最愤怒和不可理喻的情景下，她也避免了最冲动和浮躁的描述，她的文字和故事是那样娓娓道来，充满了老式知识分子的克制与真诚。这使她的书中有些观点，确实被局限和束缚。但是，书中流露的那些普世的价值--诚信，良心，善良，人道，平等，是没有时代局限的。
郑念并没有沉浸于个人的遭遇之中而喋喋不休地倾诉以争取异邦读者的眼泪，而是对体制及国民性有深层次思考，我认为这就是超越与突破，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了，而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以郑念一个人的记忆来代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未免有失偏颇。但她的遭遇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破碎后和极权政治下集体失声。
这段历史太过于厚重，绝非三言两语，或几本书所能表达清楚。
可喜的是，他们早就承认了错误。
可悲的是，他们一直不敢面对真相。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写：前些天听一位学者说，他在考证文革时期的暴力事件时发现，出头作证的只有当年的被打者，却没有打人的人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只有蒙冤的往事，却无抚痛的忏悔，大约就只能是怨恨不断地克隆。缺乏忏悔意识，只好就把惨痛的经验归罪给历史，以为潇洒，以为豁达。好像历史是一只垃圾箱，把些谁也不愿意再沾惹的罪孽封装隐蔽，大家就都可以清洁。
几十年过去了，真相在谎言和暴力中从未改变。逝去的冤魂还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诅咒着这片土地上所有苟活着的人。
注：本文所有引文出自《上海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