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批评论《简爱》——红房间里疯女人
西蒙·波伏娃曾在被尊为西方妇女“圣经”的书中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那么“作为一个女人，就足够可以讲女性的话吗？”，我想，如果不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涨直接引发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再不是西方妇女解放的第一次高潮，更不再是第二次女权运动，女性大概还只是作为男人的陪衬体和附属物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出自夏洛蒂勃朗特之手的小说《简爱》是一部虚构性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的叙事形式强烈地突出了以一种女性主义为叙述主体，小说以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女性内心的强烈愿望，要求和男子平等，来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自由表现自己的爱与恨。
早在19世纪的英国，虚构性自传体小说还尚未成熟，且大都出自于男性作家之手，其中的叙述者大都是男性，并且强烈地表现出女性作为上天赐予的礼物要唯我是从的盛气凌人的男权主义意识。虽然在《简爱》之前，也出现过一些出自女作家之手的自传体小说，他们也采用了女性叙述的声音，但是他们的叙述都在男性权威的扶持下完成，如小说中都有聪明睿达，见识卓越的男人，这使女性叙述者个人叙事权威受到限制，而《简爱》的独特性表现在冲破了男权意识对女性叙事权威的羁绊，使女性为主体而独立了起来。
夏洛蒂勃朗特在1848年致W.S威廉斯的信中就大胆地否定了男性文学传统，表明了一种更倾向于女性的自然态度从事写作的想法。“我从儿时起，就对那些小说中被称为典型男女主人公的人毫无兴趣，我从不认为他们是自然的，也根本不想模仿他们。如果我没有自己的话要说，没有自己的说话方式，那么出版小说与我毫无关系。如果我的视线不能越过林立的大师，直趋大自然本身，那么我根本就没有权利东描西画。如果我没有勇气置常规套话不顾而采用本真语言，那么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正是因为这种自然的精神使勃朗特有“自己的话要说”，同时也给予她“自己说话的方式”，所以将《简爱》的女主人公放在了平民女子，孤儿，家庭教师的形象之上，打破了传统小说中那种无病呻吟的上流小姐。简爱十岁时，由于反抗表哥的欺侮而受到舅母的惩罚，她被关进“红房间”，但当她还是孩子时在面对权威就敢于说“不”，就敢坚定自己的立场对自己的舅母在言语上表现反抗：“绝对没错”，“我怎么不敢，雷德夫人？”这种生长环境下，使小小的简爱就懂得了开口说话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失去父母寄人篱下的孤儿来说，也许懂事乖巧是最好的生存方式，但面对得不到公平待遇被歧视被侮辱，她相信了如果不讲述真正的自己就死在了灵魂里，简爱，她不愿意如此。接着在里德太太那里，她拒绝做小绵羊式的好姑娘，在孤儿院里，当被罗克勒先生指控“她是爱撒谎的坏孩子”时又能够将自己的在舅母家的经历一五一十描述给坦普尔小姐听，又多次顶撞蛮横无理的院长，即使遭到无情的惩罚也不屈服。所以幼年时期被关进“红房间”的简爱，就基本上确定了她的双重人格意识，就像成年的简爱回忆自己当年怒斥舅母的行为时说“一垄着了火的野草，腾跃着，扫射着，吞噬着，这正是我当时心态的贴切比喻。”所以从那时开始，简爱的内心里就住着一个愤怒的简爱，一个仇恨的简爱，一个疯狂的简爱，一个由于被幽禁的愤怒和恐惧而陌生的简爱。
成年后的简爱大胆地爱上了贵族罗切斯特，当得知罗切斯特已有妻子后，她又果断离开了他。他与罗切斯特相互吸引，但是当罗切斯特企图管制不容许她说出自己自己内心的观点时，简爱总是愤愤不平，她不会奉承他，更不会听命于他。所以当罗切斯特说让她做情人时，她果断的拒绝了。简爱说：“你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的吗？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和财富，我也会让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一样！”。因为她始终在抗拒着成为男性附庸的命运，只有当疯女人一把火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简爱看见疯女人也许能够隐约的发现自己的另一面，是简爱的反抗性愤怒性和疯狂性，其实简爱的内心也隐藏着反抗男性主义的潜在欲，所以愤怒的简爱和疯女人伯莎都是一团火，她们都禁锢在罗切斯特的男权地位下，使得罗切斯特在这段三角恋中不断地遭受考验和崩溃，毁灭庄园表面上是剥离了罗切斯特庄园主的身份，其实在简爱的心底是毁灭男性权威和压制，而这场大火恰好帮她实现了郁于心中的愿望，这时的简爱是两个力量在支配，一个果断强硬的男性力量，一个沉静而善良的女性力量。所以罗切斯特庄园主的身份剥离开了，简爱才真正的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真正的自己争取了与罗切斯特平等在一起。它隐含了女作家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威意识的叛逆和对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弘扬。这位独立自主坚强的简爱，也使读者深入感受到了简爱作为愤怒和压抑性，也揭示了男权社会对于妇女身心压抑/禁锢和摧残，展现了女性的反叛性和颠覆性的强大力量。
被关在“红房间”的幼年女孩长大后成为了“疯女人”，可是这个疯女人聪明而谦虚，倔强而善良，沉静而热烈，她只是被多年的心魔缠绕走不出来才会出现精神分裂，但她追寻自我解放使她宽恕了自己，成为了健康独立成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