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甲骨文》:“王十日无灾”
摄影师：Alessandro viaro
《甲骨文》是何伟“中国三部曲”中未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部非虚构纪实作品。因为太过于纪实而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本书囊括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大部分敏感词。如果你尝试使用百度在中文互联网搜索相关词汇，得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搜索结果未予以显示”。
这本书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写好了。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共和国的魔幻现实主义。
（一）
去年我读了何伟写的《江城》和《寻路中国：从乡村到中国的自驾之旅》，就已经对这个外国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还写了一篇《看不见的中国》，现在读来，觉得还是阐之未尽。
何伟是Peter Hessler（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字。何伟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参加了美国的“和平队”来到中国四川的小城——涪陵，在涪陵师范学院教授英语。涪陵在山城重庆，当时重庆尚未独立为直辖市。“和平队”，可以简单地认为是美国对其他教育欠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的一个组织。
关于何伟在涪陵的生活，他已经在《江城》里叙述得非常详细了，本文不再赘述。与另外两部作品相比，《甲骨文》显然没有那么多温情，而是深入地涉及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种种。
涪陵的工作结束后，他来到了北京。
“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何伟的学生）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
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十几篇文章后来也作为一个作品集出版了，书名是《奇石》。很多中国媒体总是把《奇石》列入何伟的“中国三部曲”，排除了《甲骨文》。因为《奇石》在中国内地出版了，而《甲骨文》没有。实际上，《奇石》内大部分文章都是独立写就的，相互之间并无联系，而且与另外几本书内容多有重复。
《甲骨文》的全称是《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第一次看到还以为是一本关于研究甲骨文的学术著作。
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其实是很陌生的。虽然西方不乏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宇文化安这样优秀的汉学家，但是像何伟这样深入当代中国的写作者还是太少了。今日之中国，不在离骚史记，不在唐诗宋词，而在每一个努力生存着的中国人的生活中。
外国人很惊讶，这样一个落后、无知、缺乏民主法治的国家，是如何在当今时代迅速崛起的。何伟当然可以满足这些人的好奇心，带着白种人高贵的神情，不遗余力地发掘着这里的故事来满足外国人的饕餮。但是这样的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何伟是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人，这个时候，中国快要结束十年浩劫，像一个婴儿一样苏醒过来。正如何伟自己所说：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二）
何伟的中国之行，是从四川开始的。涪陵，像中国的其他千万个小城一样，普普通通地躺在中华大地上。他在《江城》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
中文对这些土生土长的外国人来说是最头疼的事。我在网上看过何伟的演讲。彼时他刚刚结束在埃及的游历，有一段时间没有说中文了。中文说得很流畅，虽然偶尔有几处错误，但毫不影响他与中国人交流。可能是在四川学的普通话吧，言语间有一种淡淡的川普味。甚至，他还学了一点当地的方言：
在四川，你要侮辱一个人的话，可以叫他“瓜儿子”或是“龟儿子”。当地人“锤子”的发音和“阴茎”的发音相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牙刷”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低人的词：“你这个人真牙刷！”在篮球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没有投中，或是表现不佳，四川球迷就会高喊：“阳痿，阳痿，阳痿”。当我与威利（笔者按：何伟的学生）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时，他常常会假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有严重的阳痿问题。”
如果我提及涪陵附近的广安，你可能会没有印象。广安，是邓小平的故乡。与毛不同，邓小平几乎没有回来过。
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
何伟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正好是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的时间。在80年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崭露头角，大片的工厂区崛起，为新兴的国外贸易服务。中国内地涌来了大批的移民，他们在建筑业或装配线上工作。到90年代，平均11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正在迁移的。
与他毕业的学生一样——他的学生中不少来到了浙江或者深圳寻求工作——而他来到了北京，做一名记者兼剪报员。
（三）
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困惑的。在他看来，北京并不是一个对外国记者友好的城市。无论是文革时天安门上的红卫兵，还是十几年前春夏之交的坦克，都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
不久之后，爆发了反美游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有三个中国公民因此牺牲。他当时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南京。马路上都是黑压压的人群，这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民众自发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反美游行。
他路过新街口，十字路口有一座孙中山的塑像（现在还在那里，前几天我还看见了），民众喊着一致的口号，挥舞着拳头，看上去非常angry。他拦住一个年轻人，试图了解他的想法。这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何伟的速记本上飞快地写下几个词语就跟上了人群。事后，何伟让他的中国友人辨认这几个词语。但因为太过于潦草而不得不放弃。
当局并没有对此立即有所回应。几天后，也就是5月9日，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这个官员叫胡锦涛。
何伟让我感到很钦佩的是他的普世情怀。他也对此颇为怀疑——北约的导弹能够击中中国的大使馆。西方的报纸上写着：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
“《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
克林顿总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但是长者拒绝接听来自华盛顿的电话。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更何况中国是非当事国。
在《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这次事件有着更加详细的叙述。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何伟也不知道，像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一样永远地沉入了档案袋里。
每当一个公众事件爆发之时，总有一群人——他们贩卖谣言、秘闻、民间传说、阴谋论——那些都是在人们头脑里悄悄回响的声音。人们随时等待公众舆论反转，反转到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这样他们才终于可以带着轻蔑的表情，吐出口中那口浓痰：看，就是我说的那样吧。
（四）
有一个串起全书的人物，他的名字暂且称作“波拉特”，他是新疆人。在北京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波拉特不仅发挥了他的语言天赋，还发挥了种族技能——做生意。这位雅宝路上的商人告诉何伟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在何伟这个外国人看来，波拉特是第一个让他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1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一千年没有用了。”
在本篇文章里讨论“新疆”问题显然是不明智的。
何伟花了很大篇幅讲述了他和波拉特交往的过程。这个狡黠的新疆人经过努力，终于来到了他自以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美国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不会英语，只能在餐馆打工送外卖。他出了一场交通事故，明明责任在对方，却因为担心用英语无法与警察交流而草草了事。有一次，他甚至遇到了一次抢劫，虽然那次抢劫他并没有损失多少钱财。
何伟回到美国时，与波拉特见过几次。在肯尼迪墓前，他们用汉语交谈着。美国肯尼迪墓，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维吾尔人，用汉语交谈。
很快，何伟也遭遇了与波拉特同样的经历——他也遇到了抢劫，哦不，是小偷，在中国丹东。丹东在中国与朝鲜的交界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条鸭绿江，隔开中国与朝鲜。因为当年美国对中国丹东的直接轰炸，中国出兵朝鲜，参与朝鲜战争。
丹东目前大力发展旅游业，许多游客都希望通过丹东窥视对面的另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我认为，有条件的话，应该去这几个地方看一下。去朝鲜，看一下曾经的中国；去日本，看一下曾经的学生与敌人；去美国，看一下课本上的资本主义；去台湾，看一下中国的另一种可能性。
（五）
在北京，他遇到了四合院里的王教授。与中国许多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多次运动。如今，他又遇到了一个难题——拆迁。“拆迁”似乎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一个带圆圈的鲜红的“拆”字，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汉字的窗口。诙谐的中国人民把“拆哪”作为“China”的代称，透露出大时代下的无奈。
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
我们去哪里寻找四合院呢？在电视剧里吗？在老舍的笔下吗？
每到转折的年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就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中，然后用一种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不久前，国务院决定在河北建立雄安新区，新华社称其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实这个规划，早在建国初就被提出来了——这个人叫梁思成。在梁思成看来，北京应该像堪培拉、华盛顿那样成为“花园城市”，专注于政治文化职能，而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超级大都市。梁思成听说毛泽东要把北京改造成“一个从天安门广场上看见林立的工厂烟囱”时，痛心疾首，他极力反对拆除北京的老城墙，甚至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生了激烈争吵，还是周恩来最后出面做工作。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痛哭了好几天。”
毛泽东给梁思成的表现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像永乐大帝一样，是一个有着很多伟大想法的伟大统治者。他把北京规划成工业中心，并且认为这座城市的古老城门和城墙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老的城门和城墙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为了需要建筑所用的砖块，西便门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为了修路，地安门被拆除。朝阳门，1856年由于年久失修倒塌。东直门，1965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崇文门，1966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门，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墙和城门几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泽东时期幸存了下来。毛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停留于规划阶段，在他的理论背后，没有基本的经济现实作依据。他可以拆掉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但他从来未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繁荣条件，让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发生改变。”
1972年，梁思成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梁思成预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今年是2017年，55年过去了。
历史会给出答案的。
（六）
何伟去安阳了。
不要忘了这本书的名字——“甲骨文”，安阳是甲骨文发掘中心。
从北京到安阳。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何伟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
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在已知最早的甲骨上刻着的文字被人破解：王十日无灾。
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想象的世界如同地理一般，成了一种制约。一代又一代的祖先，一个又一个的朝代：一部人口过于稠密的历史，世间的无限循环往复。中国人倾向于回溯过往；而西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文艺复兴这样的时期里的西方人，思考更多的是未来。在西方人看来，甚至远古的事情也是为现代的进步所服务的。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却限制了这种重新定义历史的现象。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中国自己的过去，但不可避免的，更多的中国人转向了西方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一路可磕磕绊绊、痛苦不堪；仍然无法避免的，他们陷入了一些糟糕的西方观念中。今天，中国人仍继续为如何把西方传统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而挣扎。与日本人不同，日本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甚至不少日本人认为是日本保留了最为真实的中国文化，而中国人试图破坏自己的传统，建造起更加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
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
（七）
我一直以为汉字保留着最为原始的中国文化——即使已经遭到了简化。
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何伟采访了周有光。周有光今年一月份去世了。
另一个是陈梦家。陈梦家死于1966年。他的学生是当前考古界的权威。在陈梦家生前，他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揭露”陈的“罪行”。
我很羞愧地表示，在阅读《甲骨文》之前，我对陈梦家一无所知。陈梦家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他最大的罪名是“反对汉字改革”，后来被派往“北大荒”工作。
1966年，陈梦家，第二次自杀。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
（八）
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
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
但有一种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两年以后，邓小平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临“信仰危机”——这种精神空白从19世纪开始，就折磨着整个民族。
（九）
几千年来，汉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十）
曹植写：“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或许需要有种自觉：长夜漫漫，下一个依然是漫漫长夜；大难临头，下一个依然是大难。
蒋方舟写她读到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讲的一个故事，他写了一个叫做栗异邦的初中同学，“文革”前，这同学每天兴致勃勃大量运动，“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
整本书读下来，无意钩连史海，也无意探讨中国之痛，历史和现代。到底历史和现代孰新孰旧，只有人真实存在过的时代才能承载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属于旧时代，那么身边的万物也同他回到过去。
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吾人终将老去，但愿像几千年中国人的祖先那样，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这里的每一个人，十日无灾，皆当喜欢。
①《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未在中国大陆出版，港台地区有出版繁体中文版。网上可下载民间翻译中文电子版，谬误较多。
②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甲骨文：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为保证阅读体验，没有标注出处、页码。
⑦查看《看不见的中国》，可与本文相互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