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可为尧舜“?-----那是超现实主义
见识是一步一步来增长的，人且如此，国家更加的缓慢！国家的见识在于共识的高低。国家的见识落实到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就是人的见识。人少见多怪，国家也会。只不过国家是一个聚合体，表现的出来的形态更为复杂一些。
人的见识不是一下子打开的，也同样需要几辈人一点点的积累。所谓“耕读人家”也是如此。
见识这东西也是颇为蹊跷的，见识放在一起，不但要眼见为实，而且还需要成为识货之人。否则顶多就是一个看稀奇。
看历史的好处就是在没什么稀奇可看，历史都是给活人看的，活着人到底看的、见的要比上一辈人多些许，而且上一辈人眼中的稀奇之物，到了下一代人眼中已是平常了。这个时候往往见识才能生出来。人在事中往往看不真切，置身事外时却常常耳聪目明，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总有那么一二人的见识超过庸常之辈。这些人生前造罪，身后也不得安宁。但是历史需要这样的人。这些人都是极其敏感的人。世界脉动的池水涟漪，到他们的手中已经成为滔天巨浪了。经过时间的淬火与冷却，这些逾越现实的见识常常成为后世之人的经验之谈。
梁任公在变法失败之后，潜逃扶桑。时清政府悬赏10万两白银缉拿康南海、梁任公两人。西太后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严加搜捕康、梁二人。李鸿章搪塞之。这一故事后来出现在梁启超所著的《李鸿章传》中。后世人所撰写有关李鸿章生平传记还没有能超越梁启超这本的。
梁启超在这本传记中这样评述李鸿章：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
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
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梁启超
梁启超与李鸿章可能政见不同，但绝不会是敌手。梁启超之所以评述李鸿章，不知李鸿章心中是否也会颔首！不过，尽管梁启超才气横溢，他也有生平佩服之人，那个人，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
在梁启超眼中，曾国藩是难得一见的经世致用的人物，见此人物要比见李鸿章更加的“渺不可复睹矣”。读过《湘军战纪》的人一定会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没有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也就不会有中国东南一隅的基础。梁启超将曾文正公的书作为自己每日的必读书。这一路读下来的心得体会，在1916年由梁启超编撰完成了《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这部书的序言部分值得再三品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获救矣。
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信否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吾所敢言也。
何也？文正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荀卿亦有言：“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可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单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
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抑先圣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书六经亦盖备矣。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近古诸贤阐扬辅导之言，益汗牛充栋，然其义大率偏于收敛，而贫于发扬。
夫人生数十寒暑，受其群之荫以获自存，则于其群岂能不思所报？报之则必有事焉，非曰逃虚守静而即可以告无罪也明矣！于是乎不能不日与外境相接构。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则行且终其身以转战于此浊世。若何而后能磨练其身心，以自立于不败？若何而后能遇事物泛应曲当，无所挠枉？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非有所程式，而养之于素，其孰能致者？
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而文正以朴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
------ 梁启超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言
如果对比梁启超对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评价，对于李鸿章是叹，对于曾国藩是敬。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不出年，梁启超即撰写了《李鸿章传》。在这本传记中，梁启超对于李鸿章给予了莫大的同情。这一点怎么看都有点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对于李鸿章而言，梁启超的这个评价为他想做而不能做的事项给出了解释和理由。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在时隔四十年之后，梁启超对于曾国藩只有敬佩。而这个时候，梁启超也身经历练许久，所以才有“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这样的感慨之言。1916年的梁启超，已经43岁了。距离他最辉煌的“百日维新”那一年，已经快过去20年了。我想，在1898年热血沸腾的梁启超与1916年时至中年的梁启超之间，阅历与见识补充了这其中的岁月。所以我们查看梁任公的文章时，早年的文字激烈昂扬，而中年之后的文字多了一些平实。这或许就是在见识一番之后的磨砺所在。梁启超对于曾国藩的推崇还是在于“经世致用”这个四个字上。这不仅是曾国藩的学风，也是湘学的核心。从此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儒家的大旗之下，其实还有许多不同的学术分野。在俗儒、腐儒和乡愿之外，还是有真名士的。只不过这些名士的见识在当时不是能被普遍理解的。但是世事的变化，就是为了验证这些名士当面的见识之所在。而那些俗儒、腐儒、乡愿就像它们的定义一样，是为了彰显名士的见识而存在的。
这部由梁启超所编撰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现在读起来，依然不会让人觉得过时，乃是因为“经世致用”这一个要点是不过时的。因为梁启超的这篇序言可以作为这本“嘉言钞”的开篇读物。这个基础有了，曾文正公的嘉言才会显现出来。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对曾国藩的学问也颇有心得，蔡锷有编纂《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同样由他的老师梁启超先生作序。对于这个学生，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这段话表现出来的气势，耐人寻味。
人与人的人生大不同，多在于见识的不同。有见识不一定有一个常人所谓的好人生，但一定精彩。见识超前了往往为世所不容。在奔走呼号之间，为后世之人留下一份建议。我想这也许就是“天有好生之德”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