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手记-二零17:滚滚红尘里,刚好遇见你
引言：二零17年猝不及防地失去了，正如它不期而至地来。我想趁着年末回顾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学史历程，毕竟我这点残余的青春热血，全洒在了历史上。
这点残余的热血全洒在历史上了
年初，读林嘉文的自述，觉得他对自己的学史历程叙述的非常清晰，尽管我对他的书并不满意。《当道家统治中国》是一本普及著作，讲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所谓“道家统治中国”是指，西汉初年的黄老政治。《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是学术著作，李裕民写的序。关于庆历新政，刘子健在《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中的研究，可以视为定论。关于范仲淹的传记与文集，从程应鏐到方健已经写的很好了。兹后看到王瑞来《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更觉得林嘉文的《忧乐为天下》学术价值不高。我把这本书定位为学术成果的综合之作，林嘉文的开头写的非常好，文笔很棒。整合已有的学术成果，也是我正在做的事情。个人的学术成果只有在整合已经的研究之后才能写出来。林嘉文没有完成下一步就自杀了，可惜。我还得继续做。
我对学术成果的整理是通过两个方式进行的。
一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改革开放，一个人物、一个事件逐步地清理，写成学史笔记。这种逐个排查能改变大量错误的、人云亦云的观点和看法。比如，平王东迁并不是公元前770年完成了，而是前后持续了很多年。为了完成这个浩大的工作，我必须寻找足够的书籍与论文来支撑。因而，就需要寻找稳定的下载电子书和论文的网站。比如，为了看张其凡《宋太宗》一书，我寻找了大半年才找到。为了找缪文远《战国史系年辑证》，我也是用尽各种办法。此书对杨宽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有所补充，不看它，不知道杨宽这本书的不足在哪里。此外，为了寻找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一文，我甚至托人去到国图借书并复印给我。这篇论文被刘浦江和刘复生分别在《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和《宋朝火运论略》两篇文章中引用。《宋朝火运论略》也是我在“川大史学丛书”中偶然发现的。所幸这些问题，都被我陆续解决了。
二是通过整理《廿二史札记》，对其史论部分的汇注来进行的，写成《廿二史札记》汇注草稿。《廿二史札记》这本书，诚如蒙文通所言，是一本没有标“中国通史”的中国通史，又同时集史料学与史事归纳为一体。我做这个工作，除了有大量的研究论著和论文的支撑，还需要寻找赵翼本人的资料与研究、《廿二史札记》的研究，以及其与《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的比较。研究赵翼的大陆学者赵兴勤做了很多工作，编写《赵翼年谱长编》、《赵翼研究资料汇编》和《赵翼评传》几部书。陈青云《赵翼年谱新编》太贵了没有买。台湾学者主要是杜维运和黄兆强的研究，其中黄兆强的《廿二史札记研究》，是我花钱买来的电子书。《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两本书，我买的“清代学术丛刊”版本，买完就后悔了。我好奇中华书局国学文库为什么没有出简体横排本？后来我找到了《十七史商榷》的繁体横排本，算是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上两种方式的工作是陆续进行的，现在也没有完全弄完。因为随着自己认识的提高，又会有新的资料补充进来。比如均田制的研究，我以为唐长孺、高敏、韩国磐、杨际平、崛敏一以及武建国这些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直到读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才发现这些人采用的史料以及研究思路是错了。
旧的问题没有搞定，新的问题又不断滋生。我在读各家史学论著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有整理学术史和师承史的必要，如果不这么做，在多如牛毛的学术论文中，我无法辨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观点。当我人物按照师承关系画在笔记本上后，这些观点的脉络也随之而出。有的是对老师观点的修正，有的纯粹是门户之见。起初我通过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来认识众多近代学术大神，辅助的书籍是《南渡北归》，后来，我通过《学林春秋》、《世纪学人自述》等丛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大神的学问历程。然后就是读各种专门的思想史、史学史、回忆录、学述等书籍，直到读完其人的代表作，才摸到点头绪。这个工作的结果，是我写了点评中国今日之史学界系列文章，后来修改后发在简书上。
我清理完近百年的学术研究史之后，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即几乎每一本书都受某种史学理论或史学学派的影响或者在其指导下进行研究。比如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派，乃至建国后以马列史观指导的中国史研究。面对这个问题，迫使我从史学理论上寻找突破。从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开始，中经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和王尔敏《新史学圈外史学》，到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和《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才算说服自己。
其实这只是解决了官方史学和专业史学的纠缠问题。后来我读中国蒙学书籍，《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著作时，又开始思考民间史学的影响。重新阅读《三字经》是我在读《吴晗史学论著选集》无意中开始的，他有一篇专门介绍《三字经》的文章。之后通过杨联升《国史探微》解决了二十四史名称的问题。后来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才重新开始《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演义小说的史学价值，柴德庚关于蔡东藩《中国历代通史演义》的介绍，更使我觉得有挖掘的必要。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外在原因，是袁腾飞、易中天等人出名与非议。对于袁腾飞，虞云国的文章本来已经打消我关注的念头，但是易中天中华史的陆续出版，又把我的关注点移了回来。我对民间史学的探索，目前还没有写成专门的书，但是，至少在史观上，我有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即使官方史学、民间史学和专业史学三种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这些观点，我后在在国学与历史文化专题专门做过演讲分享过。
9月底，10月初，我来简书写历史。关于我想写什么以及写出了什么，我都写过文章说过了，不赘述。我在写文章的过程，又梳理和细化了我原来的看法，陆续读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研究。比如，对汉末政局的分析，我原来认为只有徐难于《汉灵帝与汉末社会》一本书，后来才知道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出了陈锵懋的《汉灵帝时期的政局》。
在简书上写文之后，总有人问我是不是历史学研究生或者我研究哪个方面的历史。
现在正式回答一下。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系学生。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学问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分，学问只有对错。我接着他的话补上一条，学问也没有内行与外行之分，谁的观点更符合历史真相，谁的解释更加合乎历史本来的逻辑，谁就是专家。此即韩退之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我本人并不专门治哪方面的历史。在我的书房上，挂着梁启超先生给罗根泽《诸子考索》题的五个字，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学历史或者研究历史，贵在通。做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只是为“通古今之变”服务的。我现在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送给你的我的微笑
滚滚红尘里，刚好遇到你，我的2017年，我的学史历程，已经叙述完毕。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学历史？总该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安放的地方吧。这是我的回答。愿每一位阅读本文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坚持地做下去。此话虽然有些鸡汤，但确实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