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万卷书-如何才算理解历史?
引言：2018年已近过去4天了，我也很久没有更文了。写完谢安，原本打算继续写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和南朝梁武帝萧衍。资料和草稿都整理完毕后，我却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堆积在我电脑和书桌上的历史书籍与论文实在太多了，我需要分门别类地把它们排列在原有的文件夹里，并把打印出来的资料，按序存档或者扔掉。这就耽误了我原有的写作进程。本文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整理这些书籍和论文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才算理解历史？
一个人的万卷书，一个人的取经路
如何才算理解历史？听起来很缥缈。
我举一个例子，转换一下我的问题。钱穆《秦汉史》、林剑鸣《秦汉史》以及吕思勉《秦汉史》，这几本书，哪一本好？这是在百度和知乎上一个很热门的问题。提问者问“那一本好？”实际是想问，哪一本书的内容更接近或符合秦汉历史的实际。
如果按照我过去的思路，我会这样回答：
钱穆的《秦汉史》只写到新莽，没有写完。林剑鸣的《秦汉史》吸收了相关的学术著作，并且用附录的形式标注，便于读者查找相关论文。吕思勉的《秦汉史》在时段上包括三国，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秦汉史，作者对文献史料的运用与排比，至今无人超越。缺点是没有引用考古资料。
这个回答实际并没有解决“哪一本书的内容更接近或符合秦汉历史的实际”这个问题。它只是暗示着这样做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假设是这样：我们了解书的内容和体例，这样会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结论。然而进一步帮助我们学习秦汉历史。
问题1是：如果我可以阅读吕思勉的《秦汉史》，那么，我为什么不直接读《史记》和《汉书》？
假定的回答是：因为吕思勉在书中帮我们整理了《史记》及其他史料。
那么，我们如何相信吕思勉对《史记》以及其他史料的理解是正确的？他的整理就一定符合史料所要表达的实际情况吗？
假定的回答是：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很多遍，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判断。
那么，应该相信就一定要相信吗？我如何保证他的判断全是正确的？
当我们问题这里，其实是无法回答的。以吕思勉的《秦汉史》为例子，是想说明，企图靠阅读史料，甚至反复阅读史料来理解历史的思路是有问题的。虽然，我们理解历史是必须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的。
问题2是：林剑鸣的《秦汉史》引用了相关的学术著作，那么，就一定能够符合历史实际吗？
假定的回答是：相关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细节，林剑鸣的整合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各项制度事件的细节。
那么，我们如何确保相关的学术研究是正确的？又如何确保林剑鸣对其的引用是正确的？
其实，无法确保。
在问题1和问题2中，我们不自觉地犯了一个历史理性主义的错误。前者是依靠史料，忘记了史料记录编写本身的感性因素。后者是依靠史观，忘记了历史发展的特性。林剑鸣的《秦汉史》固然引用了相关学者的著作，这是这本书的长处。但是他用的史观解释和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确实有详有略的。
我们通常不会考虑钱穆的《秦汉史》，因为作者对历史的解释掺杂了自己的感情，有过渡感性的嫌疑。假使我们现在看过很多秦汉的史料和研究著作，我们会发现，在秦汉历史中，经学的因素特别浓厚。我们知道了历史事件的过程，知道了制度运作兴废的变化，但如果我们不了解经学，便无法弄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而钱穆《秦汉史》虽然没有写东汉，但是他从思想史、经学史的角度来诠释秦汉历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所谓理解历史，不仅是知道人物事件过程这么简单。知道人物事件过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前提条件。我们还要上升到背后的文化因素。
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果，我们要理解背后的文化因素，那么，秦汉和隋唐两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相似性，这又如何解决？
假定的答案是：我们要看到两段历史的差异和不同。
如果这样做，我们又回到了吕思勉和林剑鸣的理解模式。
这是一个死循环。
本文是没有结论的，因为我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但是隐隐地感觉，如何理解历史，取决于每个人对该段历史的知识存量以及观察角度。这个隐约的感觉，包含了一个明显的推论：
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人的观点都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参考，如何去理解，还得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