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小姐》:千禧一代的“芳华”记忆
《伯德小姐》没有在中国上映，影片中Lady Bird扮演者23岁西尔莎·罗南凭借此片斩获第75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感谢迪迪的影片推荐）
看完后，我猛然想起：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芳华”啊。与《芳华》满溢的男性视角特征不一样的是，《伯德小姐》是一个成熟的女性视角切入到疑惑与情绪爆棚的18岁。女主角不满意父母取的平庸的名字——克里斯汀，称呼自己为“Lady Bird”（小仙鸟）。从名字开始，女主角对于已经架构好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怀疑的，反叛的——没有什么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这种反叛不是摧毁一切的虚无，而是有着建构意义的思考，这是一个全新搭建的世界观与旧有观念的对抗，叛逆仅仅是作为权力弱势一方的消极表达。
和其他眼神空洞，满脑子虚无无意义的青年相比，小仙鸟一直用思考填充着自己的人生空间，思考她与这座城市，与母亲，与朋友，与恋人的关系，她在努力赋予一切原有的架构新的意义，这种意义只有附着了自己的思考，才能成为自身生命中合理的一部分，最突出的是关于“爱”的思考。
我们听着儿歌长大，媒体不无煽情地歌颂着“恩情”与“爱”，这是人人认可的伦理概念，可是成长过程中的我们并不能体会这是什么。所有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东西，只有当我们自己思考过后，才能明白这是什么。
我想起了班里的一个00后学生，他因为一次自习课执意站着不肯坐着，使当时坐班的我感到生气。事后过了很久，他找我聊天，问我：“老师，为什么我站着会让你不高兴？”那个片刻我的头脑是发懵的，显然，我是原定秩序的强硬执行者，遇到了质疑秩序的另一种声音，他确实是不能理解一种秩序的合理性，而我却只能用怒气加以回应，这是多么的蛮横无理，仅仅是因为我处于权力关系的上风。
拓展到其他关系中，千禧一代与父母之间的冲突何尝不是这样，这种冲突是“权威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对抗，千禧一代眼中的权威似乎从不自带合理性，需要你去解释，去分析，他才能加以认可。
有人说，这一代是带着天生的孤独感来到人间的，童年时期缺少玩伴对外交流，于是便更多地对内探索，朦胧的哲学思索在他们的人生中早早地萌出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