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胞弟:他不是汉奸,而是一位绅士鬼

2018-01-23 12:13:07 漆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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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胞弟:他不是汉奸,而是一位绅士鬼》by 漆月生

中间的是周作人,旁边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

周作人先生是五四时期里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也是当时文艺界了里继鲁迅先生之后的又一个巨石重镇。而他那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让他能够在高手如云的五四文坛上获得如此高的文学地位有着必不可少的贡献。在我看来,周作人先生的这种“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幽默诙谐的语言,二是平淡节约的文字,三则是含蓄讽刺的笔调。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冲淡;风格

纵观周作人先生的大多数散文作品,我不禁发现,其平实无华的语言文字和长闲逸豫的情感内容都让我感到格外熟悉而又陌生。我曾经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中的“闲适平淡”和周作人先生的“平和冲淡”拿来一起比较过,并且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其一,两者的本质不一。

前者的作者大多数是被贬谪流放后灰心丧气地隐居深山丛林的朝廷文人,他们是真隐士,绝对不去干涉国家政治,真正地去用诗词去表达消极避世,以闲渡生的无禄无为态度,“”如王维,苏舜钦,陶渊明等人。而后者则大大地异于前者。

周作人先生身在隐而心不在隐,他是一位假隐士。当他在幽静舒适的香山碧云寺西厢房里养病时,他依旧心念革命,心系社会,忍不住要去关心外界动静,他曾自述说:“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最让我痛苦交集的不是我的病,而是等着清华园邮差送报纸的那一刻。”

其二,二者的思想来源不同。

毋庸置疑,前者的创作主体一般是深受古代的思想主流即儒道佛文化的洗礼而长大的,而周作人先生虽然是被儒家思想启蒙的,但是他的科学思想与开放理智让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之间采取“中庸之道”,即结合中外文化的精华于一体。

由此观之,周作人先生的“平和冲淡”风格是一种富有强烈国家情怀的,极具自由个性的新新文风。

  那么,周作人先生的“冲淡”散文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是绝对不会离开他本身的家庭教育、家庭身份及其性格的,而周作人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东昌坊新台门周家,祖父周福清是朝廷命官,自然从小就严抓家庭教育。祖父将他安排进入三味书屋学书,要求他的四书五经,诗书礼仪必须样样优秀极致。后来,由他自小积累的满腹诗书为他后来那卓越的散文风格成就奠定了基础。

另外,周作人的身份是周家大户的次子,一般来说,在封建大家族里,次子往往容易在无形中被忽视,再加上他自小体弱多病,所以他打小就形成了安分守己,乖巧安静的性格。他曾因此被鲁迅称作“都路”,还被钱玄同叫做“卧治”,连他自己在担任教育会长时都以“桃偶”自喻。这种性格跟他后来选择了隐退革命文坛,倡导人性自由,走向执文唤魂的道路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其次,他在人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文化思想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周作人先生曾在日本生活长达六年之久,逐日地在无形中接受了日本文化的思想浸润。以“宽容包含,善于吸取改造”而著称的属于杂交性质的日本文化,让他变成了一匹对世界文化充满饥渴的恶狼。在宽松自由的日本文化环境里,他爱上了希腊伟大的文化,他还接触到了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霭里斯的“自由与节制相均衡”的进步思想。

在西方的科学文化的不断影响下,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以理智为核心的区别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思想的中庸之道,而其中的“两两不得罪”思想即“既不对不起社会也不对不起自己”正是形成他的冲淡式散文风格的重要思想之一。

最后,我认为,此种散文风格的形成绝大部分是他经历了悲哀跌宕的一生之后的突然醒悟和思想新生。

正当壮年的他不甘心做地方知名人士,随后便于1917年毅然离乡,独自上京施展心中抱负。在北大教书的日子里,他以相当高的文化自信发展壮大祖国教育事业的决心开了欧洲文学史和希腊罗马文学史这两门新课,还积极参加“小说研究”小组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中国新文学指明发展道路。

此外,他还以直译的文体形式去专挑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且以人道主义精神贯穿的一些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钱玄同曾称赞道:“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纪元的。”随后,他还以辛辣直接的笔调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论黑幕》等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文章。

另外,他曾参与救援被军阀政府逮捕的学生的活动,还曾经不顾鲁迅,胡适等人的反对带着未来社会思想蓝图建设中国“新村”计划书,满腔热血地提倡道:“无论哪一处人,都要并耕合作,苦乐相共,即便是邻人,便是兄弟。”

可见,当时自信满满的他一直坚信着通过”流氓手段”来唤醒灵魂麻木的民众和建设好强大的新新中国社会。

但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新青年》编辑部和《每周评论》内部于1919年发生分歧和分裂时,信仰破灭的他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瞬时感到迷惘无路,一腔热血被残忍地浇灌为锅底冷水。此后,他曾在五个月的住院日子里写下一首叫做《过去的生命》这首诗:

“这过去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地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它沉沉地,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在我的床头走过去了。”

由此可知,他在反思过去时,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已经彻底地绝望了。但是,作为一个具有反清意识和对社会抱着强烈不满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不甘心就此对民众和国家不管不顾,于是他又在病房里写了一首名叫《梦想者的悲哀》这首诗:

“我的梦太多,”

“我的力却太小,”

“我怕我要在这黑夜里发狂了。”

因此,从20世纪中期起,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风格由前期的浮躁凌厉渐渐地转变为了平和冲淡。这就是他要在黑夜里发狂的重要表现。

《鲁迅的胞弟:他不是汉奸,而是一位绅士鬼》by 漆月生

而在我看来,周作人先生的“冲和”的散文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幽默诙谐的语言

大部分的人认为幽默的语言需要像卓别林的喜剧或是赵本山的小品那样令观众都捧腹大笑,但是,周作人先生的后期散文中的富有趣味的不板滞的文字却让读者在心里大笑嘴角莞尔,也感十分幽默。文章有时横贯古今,联想浮篇,妙趣横生。

如他写给伏园兄的《山中杂信》里谈到:“我听见和尚们咤叱的声音,令我想起了《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还有时感觉他的写作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思想莫名其妙,比喻幽默却贴近生活。如他在一篇名叫《沉默》的散文中,在首段还要用文字声明这篇文章一定得以稿纸三张为度,超过则停笔。

他在文中围绕着沉默的两大好处即“省力省事”展开,给予读者亲切和的感觉,他还在文末时幽默因子发作,特意把自己比喻成虽翻得不好却依旧爱翻筋斗的人。

读他的散文时,我们似乎感觉到在和一个幽默可蔼的朋友在闲暇生活中谈天说笑,这种庄谐幽默一方面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亲切感和可读性,令读者爱不释手耐人寻味,而在另一方面悄无声息地冲淡了作者心中那无法言语的伤痛,为当时的黑暗乱世蒙上了淡淡的薄雾,冲淡了黑暗。

但是这种幽默却显得文章缺乏点严肃性,油腔滑舌的语言不足以有效地达到批判社会和唤醒民众的效果。

二 平淡简约的文字

读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时,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他那流水般舒畅平和的笔风,貌似每一个文字都跟老朋友畅谈那般的自在,从容不迫,自然地从笔尖流露出温和亲切的平淡之情,娓娓而来,不刻意追求纂刻文字到极致,只坚信简单即是最完美的。

他曾在《本色》一文中提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不过这事大不容易,所谓三岁儿童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这大概就是他的在后期创作中一直坚守的写作原则吧。如在《故乡的野菜》中,“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会想念到他。”

这是我读了那么多表达思乡之情的文章中,文字最为简单却情谊最浓郁的一篇,它不像郁达夫那样悲哀深情,不像鲁迅那样直截了当,也不像谢冰心那样婉转清新,更不像徐志摩那样华丽甜美。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简单朴实。

曹聚仁曾评价道:“他的作风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中,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周氏散文,其妙处正在神韵。”再如《关于苦茶》中写道:“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

简洁的文字,平和的语气,却无形地流露出浓烈的爱国情怀气息,这种文字的力量,宛如熏香的香炉,冲淡了内化的浓香,不着痕迹地把香气弥漫至整个中国,沁入民众心胸,令其头脑清醒,不再麻木。

三 讽刺含蓄的笔调

众所周知,周作人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意识和至高的社会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始终是不愿看到中国社会继续无知地沉沦在无限的黑暗漩涡之中。

但是,他那浮躁凌厉的“流氓鬼”已经死去了,因此,冲淡平和的“绅士鬼”成为了他挽救社会唤醒民众的唯一一颗棋子。而讽刺含蓄的笔调正是这颗棋子行动的关键方式。它包括两方面:一是讽刺,二是含蓄。

在周作人先生的《三礼赞》里,讽刺味道尤其浓烈。在第二部分即哑巴礼赞中曾写道:“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有害,犹如湖南十五六岁的女学生们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不读徐志摩的《落叶》而被枪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装了哑巴,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长寿之福。”他还在第三部分麻醉礼赞中提及到:“大家一样地抽大烟,共享麻醉的洪福,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我们读起这些句子来貌似轻快无比,但随后却不约而同地陷入沉思,悲哀可惜之情便油然而生。他以赞美装哑巴的愚蠢行为和抽鸦片的麻木行为来侧面揭示当时黑暗社会的恐怖惶惶,以轻快的文笔讽刺了民众的麻木与无奈,希望以礼赞衬悲的方式将他们震撼至醒。

可见作者的文学功底之厚和用心良苦啊。而在另一方面,在他的散文里含蓄的笔调也不少。如《初恋》里的最后一段写道:“我想像她悲惨的死像,但同时又似乎很安静,仿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在这里,周作人先生不悲恸哀哭是因为三姑娘死了之后就不必再遭受礼教的束缚,他借此含蓄而平淡地猛烈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毒害,揭示了妇女生不如死来得自由的悲惨命运。

又如在《北京的茶食》里有说过:“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鄙俗,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他以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入手,含蓄委婉地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无比憎恨,同时惋惜中国传统文化被外人残害得体无完肤。

即便是如今,周作人先生的作品依旧需要我们细细地去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