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1)
冷漠的表现与延伸：从国庆的父亲说起
《在细雨中呼喊》里，国庆的父亲告诉儿子：“我要去结婚了。”这句话意味着九岁的国庆将不再拥有父亲。“父亲”这个词，具备双重内涵：它既代表着家庭的一名成员，更代表着一种形象的血缘联系。现在，血缘联系还在，但家庭关系已经被国庆的父亲一脚踢开，这无疑是一桩严酷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达这一信息时，国庆父亲的声音是“平静的，甚至可能有一些温柔” ，它甚至并不需要鼓足什么勇气，或者做什么谋虑深远的铺垫。在国庆父亲看来，血缘联系就是一个单薄的客观事实而已，它没有任何伦理上的束缚力量，它根本不需要和家庭二字有任何的绑定关系——如果有，那也不过是个误会。国庆父亲那类似于与陌生人分享喜悦的姿态，便正是对这个误会轻而易举而又从容不迫的澄清。反过来说，硬要把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绑定在一起，就是要将这个误会一直误会下去，这是日常生活经验犯下的错误，现在却要让国庆的父亲为它买单。因此，国庆的父亲有理由认为国庆姨舅的抗争就是无理取闹，“谁是你的爹？”里面包含的恼怒，也就不难理解。
更进一步说，血缘联系在余华这里，不但被剥夺了与家庭关系的结合资格，而且被迫与家庭关系对立起来，志同道合悄然转变为反目成仇。它们之间的勉强结合，只能够产生“冷漠”这样一个怪胎，在读者的惊讶与震撼中，血缘联系和家庭关系两败俱伤。在余华的前期小说中，所有以血缘联系为纽带的家庭，其内部关系绝大多数都被余华有意处理为“冷漠” 。“冷漠”最为普通的表现形式，就是亲人之间的形同陌路。《一九八六年》结尾的描写最为典型：“她们想起来了，这人是谁？她们知道他是在‘文革’中变疯的，他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他的女儿是她们的同学。”“她看到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那神态仿佛他们之间从不相识。……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有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对于“妹妹”的呼唤，只能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厢情愿，在余华构建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的形象就是疯子。
到了《现实一种》，山岗兄弟不但不约而同地对母亲雨一样的抱怨表示“讨厌”，而且对于母亲的疾病，兄弟二人的感受与体验仿佛欣赏精致的工艺品那样美妙：“那声音很有弹性。他们知道她是将痰吐在手心里，她现在开始观察痰里是否有血迹了。他们可以想象这时的情景。”《在细雨中呼喊》对于这种“冷漠”的描写则更加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我游离于家人之外的乖僻，已被村里人习以为常。对我来说被人遗忘反而更好；可是家中一旦出事我就会突出起来，再度让人注意。看着村里人都向河边跑去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我完全可以遵循常理跑向河边，可我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让家人和村里人认为是幸灾乐祸。这样的时刻我只能选择远远离开，那天晚上我半夜才回到家中。”
不过，当我们深入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余华并没有说家庭关系就一定得是“冷漠”的，余华真正要颠覆的对象不是家庭关系，而是血缘联系。拆除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的结合，为血缘联系贴上“冷漠”的标签，这一切只不过是余华为了颠覆日常经验而迈出的小心翼翼和中规中矩的第一步，是一个起点，或者说必要前提 。这个前提，为余华释放出了足够宽敞的发挥空间，他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而血缘联系则在“冷漠”的起点与既定的颠覆日常生活经验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最终滑向罪孽的深渊。
《一九八六年》的历史教师与他的前妻和女儿已经不再构成家庭关系，然而，历史教师的归来仿佛一个谶语，血缘联系的魔力，使得他的前妻夜里常常听到他的脚步声。通过这种神秘主义的处理方式，余华暗示了他对血缘联系的态度，这一态度最终借助女儿的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当知道母亲指的是另一个父亲时，不禁惶恐起来。这另一个父亲让他觉得非常陌生，又非常讨厌。”事实上，历史教师的妻子听到的脚步声，与其说是已经疯掉的历史教师带来的，不如说是血缘联系化身的幽灵制造的；“非常陌生，又非常讨厌”，正是余华对这个幽灵做出的盖棺论定的评语。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让历史教师的妻子蓬头垢面，疑身疑鬼，“呆呆地坐在房间，不言不语”，一有动静就要惊恐地喊叫；她的女儿因为母亲的缘故，“再也感受不到阳光，感受不到春天，就连自己的青春气息也感受不到了”；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被一片莫名其妙而又挥之不去的阴影彻底笼罩：“……如今屋里一片昏暗，一片寂静。哪怕是三人在一起时，也仍是无声无息。好几次她太想去和父亲说几句话，但一看到父亲也和母亲一样在发呆，她便什么也不说了，她便走进自己的房间将门关上。然后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偷偷看起了那条大街。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有几个人站在人行道上说话，他们说了很久，可仍没说完。当看到几个熟人的身影时，她偷偷流下了眼泪。”对血缘联系的妖魔化处理，表明了余华对其的决绝立场；而得知历史教师死后他前妻那如释重负的微笑，则传达出了余华战胜血缘联系后的轻松与欣慰。
这种立场，在随后的《现实一种》、《难逃劫数》和《世事如烟》中变本加厉，终于演变为血淋淋的阴谋与暴力。阴谋与暴力在余华的作品中是一对狼和狈：阴谋往往以暴力的形式来实现其险恶的目的，暴力的背后也往往有一个或高明或粗劣的阴谋作为后盾。山岗对山峰施加的触目惊心的虐杀无疑是一个阴谋，而一系列互相残杀和家庭暴力的逻辑起点则是皮皮摔死了堂弟，这段描写颇耐人寻味：
然而孩子感到越来越沉重了，他感到这沉重来自手中抱着的东西，所以他就松开了手，他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随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现在他感到轻松自在，他看到几只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因为树枝的抖动，那些树页像扇子似地一扇一扇。他那么站了一会儿后感到口渴，所以他就转身往屋里走去。
这无疑是一种“冷漠”态度的形象表现，也是前面指出的余华对血缘联系的初步处理，后面的阴谋与暴力，无非都由此出发的逻辑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一种》之所以典型，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余华前期创作体现在家庭伦理关系描写中的隐喻。在《难逃劫数》和《世事如烟》中，“冷漠”在老中医和算命先生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中若隐若现，并最终都发展为了赤裸裸的阴谋和暴力；不同的是，《难逃劫数》中的暴力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而《世事如烟》中的阴谋则显得更为处心积虑。正如陈晓明指出：“余华的那些人物总是被注定走向阴谋，走向劫难，走向死亡，这种铁的必然性决定的命运，使得余华的叙事总是极端蛮横而武断。这个大前提在余华的写作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此，他的人物就可以放心去干那些自取灭亡的各种怪诞事件。余华的人物早已蒙上宿命的阴影，他们面临危险，切近死亡却浑然不知，所以，他们如此坚决而麻木地走向灾难确实令人惊异不已。”
在《世事如烟》中，暴力行为的杀气腾腾由公开转入到隐秘的精神形态；事实上，这种无所不在的隐性暴力在余华稍早的作品《四月三日事件》中，体现得更为饱满和充分。这部作品“从一个类似于迫害狂的视角出发，精确地演绎了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他’在亲人、朋友以及同学之间隐秘的冲突状态。……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异性之间，都显得危机四伏，甚至杀气重重”。直接的阴谋和身体的暴力基本上销声匿迹 ，“代之而起的，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窥视、密谋、狡诈和虚伪” 。实际上，这比血淋淋的杀戮和谋害更加令人惊惧不安，它是阴谋与暴力最为极端的表现形式。这种渗透进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隐性暴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建立在“主人公与社会之间所必须拥有的信任已全面丧失” 这一基础之上的，这其实同样是“冷漠”的实现前提；而“隐性暴力”作为“冷漠”逻辑延伸的终点和归宿，最终又回到了“冷漠”自身。
于是，“冷漠”构成了一个自足的逻辑链环，套进了余华对血缘联系所做的一切涂抹和改装。它是余华赋予血缘联系的一个令人绝望的描述，这个描述背后的内涵纷繁复杂而又触目惊心。
不过，单纯对“冷漠”进行正面叙写，还不足以完全兑现余华的文学野心，他还同时必须通过叙写“温情”，从“冷漠”的反面出发对这套诡谲的想法进行补充，才可能使“冷漠”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下一篇文章，让我们谈谈余华前期的创作中，究竟在何种可能性下，才能让“温情”得以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崭露头角。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