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4)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1） - 简书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2） - 简书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3） - 简书
回归温情之旅：《在细雨中呼喊》之后
《虚伪的作品》及《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被人们看作余华前期创作的一个总结；而在这以后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则被看作他向传统“妥协”和“回归”的开始。
从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上看，《在细雨中呼喊》的过渡意义，主要体现在“温情”的点滴浮现上。如果说王立强、李秀萍给予我的温暖，是为了强化血缘联系本身的“冷漠”特质，那么孙广才在妻子坟前那毛骨悚然的哭声，则明确地打开了一个将“温情”归还给“血缘联系”的缺口。令苏医生悔恨不已的偷情，被其家庭内部坚韧的“温情”消化吸收；孙有元对待他父母的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孝子；而鲁鲁在大墙外对母亲日以继夜的坚守与等待，则足以令每一位读者为之动容。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不动声色地将“温情”一点一滴地注回了血缘联系的体内，后者在这种处理方式中焕发了生机；与此同时，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的结合也逐渐成为可能。这种对于先前“冷漠/温情”这一二元对立的有意消解，的确暗含了余华的转变态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自己先前苦心经营的逻辑进行简单的反拨，孙广才与王立强对“我”的态度和行为，作为“冷漠/温情”的分别对应，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余华既有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他通过上述情节的设立，开始对“冷漠/温情”的对立进行悄悄地模糊化处理，从而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实现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认同。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余华在并不放弃此前发掘出来的“真实”的同时，终于开始试图对更加广阔无边的“日常生活经验”发言。从余华的理论初衷来说，这种转变是必然的。余华所激烈反对并抨击的，正是现实世界、人类文明赋予的既定秩序。出于对这种秩序的反动，余华兢兢业业地开始了发掘“另一种现实”的工作。然而，假如自己的文学世界完全由这“另一种真实”所建构，那么余华实际上便是试图赋予读者另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过使“日常生活经验”和“另一种现实”发生换位，“日常生活经验”成为了余华这里“被掩盖的与被遮蔽的”。
换言之，余华要反对的是秩序，而他自己所作的，不过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逃离这个悖论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让自己建构出来的“新秩序”与既有秩序对话，在调和之中，彻底取消“秩序”，取消“结论”，只向读者呈现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余华不可能不向传统回归，而他表面上“妥协”的同时，也需要传统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对“经验”、“秩序”本身的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讲，余华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理论立场的。余华的悄然转向，实际上正是对自己先前建构的“内心真实”的一种创作补足。
然而，余华这次无可奈何的弥补，却正是一次危机四伏的冒险，因为调和“秩序”、乃至最终取消“秩序”，实在是一个太过艰苦也太过渺茫的任务。事实上，早就有人对《在细雨中呼喊》的那些先锋色彩本身提出质疑：“作品描写的儿童眼中成人世界的污秽、少年在性成熟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审父与仇父的家庭史整理以及儿童对人间温情的寻找等媚俗倾向，却是值得重视和警惕的。对于这种世俗感情的描写，就意味着对先锋的放弃。而一旦放弃，结果便只能是出产《活着》这样‘拖沓疲惫’的作品。” 余华滑落的速度之快，恐怕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
《夏季台风》中，地震即将到来的消息，使得小镇全部的生活秩序土崩瓦解，这显然是余华创作动机的一个隐喻。然而，余华的努力并不成功，地震的阴影使得整个小镇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几乎遭到彻底颠覆，这其实是余华构建出来的“新秩序”在文本中的反映；而最终支撑着小镇人们熬过这场欲来不来的灾难的，又恰恰是庸俗家庭生活的碎片背后那闪光的温情。与其说余华在这篇作品中做出了取消“秩序”的初步试验，不如说他只是将两种秩序的矛盾与冲突，实实在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并加以放大。
也许是发现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在随后的作品中，余华放弃了再做类似试验的努力，他的“堕落表现”也就越来越彻底。《一个地主的死》中，王子清对于王香火的咒骂，成为了一件单薄的“冷漠”外衣，他的精神崩溃以及最终死亡，说明“温情”已经将这件外衣彻底脱去。果然，到了《活着》，一次又一次与“冷漠”毫无关联的“死亡” ，其目的，都无非是向读者证明“温情”的深厚有力。
到了《他们的儿子》中，温情最终发展成为了“溺爱”，余华作品的先锋色彩，终于荡然无存。至于《许三观卖血记》，其实就是取消掉“冷漠”的《夏季台风》加长版，许三观一家人靠着“温情”幸福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而在《蹦蹦跳跳的游戏》中，余华则以传统的写实手法，向我们呈现了“温情”的坚韧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 。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1） - 简书
当然，说余华取消“秩序”的念头已经彻底断绝，未免武断和不负责任。实际上，余华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涉猎了一个他之前较少关注的题材，这就是“夫妻关系”。这实在是一个谈不上“秩序”的乌托邦，是余华实现其文学理想的绝佳的试验田。无论是《我为什么要结婚》的莫名其妙，还是《女人的胜利》中对男女冲突的匍匐叙写，无论是《空中爆炸》中摆脱枷锁的兴奋，还是《为什么没有音乐》中戴绿帽子的窝囊，我们都无法操纵“温情”或者“冷漠”这样简单的话语对其进行描述：它们很难称得上“温情”，也同样不足以归为“冷漠”。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秩序的影子，“夫妻关系”这个纷繁复杂而又一言难尽的命题，几乎蕴涵了所有的可能性。余华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吗？遗憾的是，“没有秩序”本身，正是日常生活经验对“夫妻关系”的发言，“没有秩序”，恰恰是由“秩序”给定的；也就是说，余华这次最接近胜利的试验，到头来却彻底跌入了传统的深渊，无法超生。
更“糟糕”的是，余华不但失去了文本内容/题材层面的阵地，连想象力在精神领域的天马行空也没能保住。事实上，相对于文本内容/题材方面的进退两难，形式主义的技巧实验，也许是实现“内心真实”的唯一出路，然而这一希望犹存的道路，却伴随着余华对前期创作的一步步否定，最终被彻底堵死。尽管余华“很少受到各种主义的影响”，也许这种叙事方式是“一种创作上的自然选择”，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余华已经被传统“俘获”，余华已经不是那个“先锋余华”了。更令人绝望的是，即便是余华先前反抗日常生活经验的那些行为，其取得的成绩也相当可疑。
接下来将进入到本文的核心部分：集中探讨余华小说里的“父子”关系，并将其视为余华创作的现实隐喻。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对于余华从哪里来，现在为何如此，将来又能到哪里去，或许也就能梳理清楚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