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毛猫书房#读不太懂的《传播的偏向》
伊尼斯在写《传播的偏向》和《帝国的传播》时，已是病入膏肓，所以文字极其凝练，纵论人类传播史仅仅用了三百字，以至于麦克卢汉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
这本书，我大部分是在上下班路上在地铁上读的，磕磕绊绊到昨天终于读完中文部分，英文部分不打算读了。中英文双语版。
地铁的环境加上现有的见识，读这本书很有些蚍蜉撼大树的感觉，读书笔记只能摘录些勉强能懂的。
1传播的偏向，我理解是文化、组织经由不同媒介在时间或空间上的传播扩散能力是不一样的。
就以最近正在读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来说吧，口语总是活在当下，不合当下时宜的表达方式会很快被淘汰，可以说口语在时间上传播能力很弱，当然空间上一山有一山的方言，口语在空间上传播能力也不咋地。相比之下，书面文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就强很多。那么建立在书面文化上的组织或国家在空间上或时间上的存续能力跟建立在口头文化上的国家大概会存在很大差距。
理解多少有些偏差，还是转向笔记吧。
2、空间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
电子技术创造的却不是国家模式，而是部落模式——不是平等人肤浅联系的模式，而是全身心介入的亲属群体的、凝聚力强大的深度模式。
看看现代人用手机那种沉浸的样子，全身心介入一点不假。到底是人使用手机，还是手机役使人？
电子技术实际上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好像是覆盖全球的一张膜。
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中创造了盖娅星球，星球上的生物就像阿凡达的娜美人一样，万物意识互联。电子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互联的初级阶段吧。
一是该组织存续的时间，一是它控制的领土。
组织传播的两个偏向：一个是存续时间，一个是控制的领土。前者是时间，后者是空间。
人脑最伟大的两种发明是文字与货币——它们是思想的共同语言和自身利益的共同语言。
这两者都有助于组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续。罗马帝国皇帝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金币上，借由金币的流通，实现国土对于皇权的认知。
有了羊皮纸的耐久和翻检的方便，《圣经》的厚重和权威就得以突显了。
羊皮纸有助于《圣经》在时间上的流传。
莎草纸供应被伊斯兰教徒切断之后，产生了知识的垄断，修道制度的势力因此而得到加强。
莎草纸供应被切断，这一相对廉价的书面载体的缺失，阻止了知识向平民阶段的扩散。
教会对《圣经》和拉丁语的垄断被印刷机摧毁。
印刷术为什么会被列为四大发明之一，就在于印刷术促进了知识在空间的流布。莎草纸供应中断而引起的效应，被印刷机中和了。
精妙的文字，为仕宦阶级在管理帝国中的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反过来，少数的治人者和广大人民之间的鸿沟，又导致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的口头传统，是属于底层人民的传播方式。汉字使用的困难，使得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十年寒窗才获得的能力，只能在宦海中发挥了。庙堂人物的之乎者也，无法抚慰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
佛教的传入与普及填补了这一空白。
古印度多文盲，使得宗教保存了很多的口头传统。
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却不足以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
经由文书驿站，帝国的政策可以传达到行政管理的末端。为什么中国文字满足不了时间的要求？大概是文字阶层的价值主张，总是停留在上层建筑中，中国民间宗教的盛行与官方意识形态接不上啊。
3、时间广播是生物时间地位衰落的标志，生物时间是农业决定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请您精确对时”广播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彻底走入历史。
宗教对时间的垄断可能会导致财富的聚敛，国家就可能向教会发起攻击，就可能要求重新分配。
宗教是时间现象。
中国历次灭佛毁佛事件，大多与寺庙聚敛大量财富并成为逃税漏税的天堂有关。
国家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是将文化同一性强加于人民。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国家情愿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能嘴上喊喊，修道修仙是妄想，宋徽宗、嘉靖皇帝都直接造成了皇朝在时间上的衰弱。仔细看国家的行为，对于领土之争总是特别在意，但是对于时间传承不好说。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这两者之间求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
就以这句话，作为这篇读书笔记的结尾吧。
读不懂的地方太多，下一次再读。
专业的吟诵艺人是社会传统的承载者。他们的记忆取代了写作过程中的逻辑程序，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支撑沉重的词汇和复杂的语法，那是因为它借助韵文、音律和押韵，借助于大量的谚语。
读《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这本书中也有共鸣之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