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娃读《蛙》
将《蛙》与“娃”联想起来，是在书读了一半之后的某一个晚上，我跟儿子说我要去找我的《蛙》了。儿子打趣地说：“你的娃不就在这吗？”那一刻，我仿佛明白了书名为什么叫“蛙”了；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莫言在隐晦地讲述着不可触痛的故事。只是看到后面我才明白“隐晦”只是我狭隘的理解，正如书本扉页上光明正大地介绍着文中的内容：“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莫言“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了乡土中国六十年代波澜起伏的生育史。”
连忙翻到书的背面，发现该书出版于二九年十二月。那时，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而莫言先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清楚该书的出版经历了怎么样的阻力，在我狭隘的认知中应该也不会是顺风顺水的吧？那是一根国人敏感的神经，那是一把悬在头顶上明晃晃的刀。而那时尚未戴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光环的莫言竟然能把国人灵魂最痛处之一写成了白纸黑字，上海文艺出版社竟然敢予以出版，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或许这再次证明了我们国家的进步，再不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都将会被远远地甩在身后。
小说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一封信开篇。正因为看到剧作家名字叫“蝌蚪”，我心中不免得意地寻思着莫言先生也落入俗套，想着文章的题材是否如我凡夫俗子般地讲述着由蝌蚪长成蛙的故事，因而小说取名《蛙》？然而小说伊始，莫言先生就狠狠地粉碎了我的“得意”，文中主人公的名字是如此的荒诞不经：陈额、陈鼻、陈耳、陈眉，王脚、王肝、王胆，张金牙、张拳，肖上唇、肖下唇，袁脸、袁腮，万心、万足……没错，你没看错，莫言先生说了，在他们那个地方，“曾有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大约是以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读到这里，我心里只是对莫言式黑色幽默抱了双拳，对于作家异想天开、脑洞大开的创作表示五体投地，直到读到后半部份，才恍然大悟莫言开篇即点明了小说的主旨：这些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都是“人”，生出来就是“娃”！
小说的《第一部》塑造了姑姑作为一个妇科医生救死扶伤的光辉形象。在50年代，刚十七岁的姑姑推行新法科学接生，与用旧办法接生的“老娘婆”形成对峙，新法胜于土法，姑姑以在四年间接生了一千多个婴儿的辉煌的完美成绩使其成为让村民爱戴的英雄。英雄的妇科医生与英雄的空军飞行员是绝配，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大陆也迎来了三年饥荒的困难时期。空军飞行员最后没有禁得住诱惑驾着飞机叛逃到台湾。姑姑于是从人人羡慕的英雄变成了审查的对象。
文中有一段关于国民党反动传单的故事让我感同身受。反动传单不止是文中的60年代有，在我小时候的70年代、80年代都还有。记得那时经常能在地里田间捡到海峡对岸飞来的一些印刷精美的反动传单或者精美的小食品，有部份农民还曾经误食对岸投放过来的“压缩饼干”被撑死。当我跟儿子讲一这段历史时，儿子瞠目结舌。是啊，不得不赞叹和感谢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所有的美好都来之不易，在那个年代，谁敢想到现在的大陆人民生活会为台湾人民仰慕呢？
三年饥荒终于过去了，吃草根树皮的日子结束了，腿不再浮肿了，姑姑也从飞行员事件中解脱了，重回公社卫生院妇产科工作了。由于生活的改善，1963年终于迎来了建国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一大波“地瓜小孩”降生了，姑姑又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抢救了许多妇婴的生命。姑姑虽然不乏追求者，但是终因飞行员事件的影响一直单身着。
由于国家鼓励生育，在“地瓜小孩”落户时能领到布票、油票等奖励，人民群众“在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恩情。”于是到了1965年底人口急剧增长，政府不得不掀起了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姑姑的工作又转换成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实施者。那时，姑姑的威信有所下降，“连村里那些深得她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计划生育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姑姑忠实地执行着党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与有着根深蒂固传宗接代思想的农民起了冲突，在思想动员无果的情况下，为妇女进行了上环手续，为男人作起了结扎手术。因为得罪过人，姑姑终于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了结扎对象肖上唇的报复，在那个人人自保捕风捉影的年代，被当成了“牛鬼蛇神”受到了批斗……
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写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抓计生、躲计生”的历史。在开篇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蝌蚪借用杉谷义人“正视历史的态度、敢于承担的精神”，提到了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由一个救人的人变成一个杀人的人”，隐喻了这段历史对姑姑人生角色的影响，反省历史，反省自我。
80年代是计划生育措施最为严历的阶段，那时候的计划生育工作根本就是一场“战争”。狄更斯在《双城计》中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段名言用在这里，也颇为恰当。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吹遍神州大地，小说中的陈鼻就首先富了起来，成为村里有名的“万元户”，而“我”成为一名刚生了个女儿的军官，姑姑则是“一颗红心，永不变色”，“对于那些计划内生育的，姑姑焚香沐浴为她接生；对于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决不让一个漏网”。在姑姑信奉并领导的这场“战争”中，姑姑动用了民兵、武装部，不仅在押送计生钉子户张拳的老婆去做人流的过程中使孕妇跳河出了人命，并且大义灭亲使用拆房放火等手段逼迫擅自取环且怀二胎多个月的“我”的老婆王仁美上了手术台，致使“我”的老婆在手术台上就“人”“没”了！而似乎逃过一劫的陈鼻的老婆王胆，则是通过挖地道躲藏、多人窜通保护等形式打着“游击战”，虽然陈鼻的万贯家财都被取出当成群众举报的奖金，但是王胆一身是胆，终于在计生工作组的追赶中在河中的木筏中冒死早产下了第二个女婴陈眉之后成为一具尸体。此时，讽刺的是，陈鼻“仿佛泄了气的轮胎，双拳轮番击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姑姑骂道：你这个畜生！
在我看来，这些描写是多么的逼真，都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而绝不是莫言先生为创作小说杜撰的情节。相信在七、八十年代农村中国生活过的人，应该或耳闻或目暏或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跟儿子说，邻居家那位长得跟林志玲一样漂亮的姐姐就是在她妈妈历尽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后生下来的。她妈妈曾告诉我，当初十几个孕妇躲在医院一间小黑屋最终只有两位成功脱逃，在逃跑过程中各种慌张、无助、恐惧；她妈妈还曾告诉我，四处都在举报的耳目，她只好躲在她姐姐家的猪圈里跟猪生活了两个月，直到临产……
但是，正如蝌蚪在信中反醒的，“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当计划生育终于退出历史的舞台时，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但对于事件的参与者或者受害者来说，留给他们的是一辈子的痛苦。
小说的《第四部》几乎都在讲述姑姑及其助手小狮子的忏悔和赎过。从姑姑受到青蛙的攻击，被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写到姑姑通过泥娃娃“赎罪”。姑姑的两位追求者都是民间泥塑大师，他们为姑姑捏着泥娃娃。姑姑将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民间泥塑大师的手一一再现出来，安放在木格子中，“享受着她的供奉”。而小狮子也是终身未能生育，“每遇到一辆婴儿车，都要拦住人家，然后伏下肥胖的身体，伸出手，抚摸着婴儿的胖嘟嘟的小手、粉嫩的脸蛋”，“嘴巴里低声嘟哝着，眼睛里盈满泪水”，直到被人拉住衣服说：“不要把哈喇子流到孩子脸上啊！”小狮子叹息着说：“从前怎么就没觉得孩子可爱呢？”让人好生心酸。小说中，通过袁腮的瞒天过海、陈鼻的装疯卖傻、陈眉的失魂落魄、肖下唇的春风得意、张拳外孙子的坏蛋坯子等各自的际遇让人明白，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都只是其中的一枚棋子，要么“一往无前虎山行，拨开云雾见光明”，要么迂回曲折，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在看过《生死疲劳》、《丰乳肥臀》、《檀香刑》后，我还想不明白莫言何以能获奖。而在《蛙》中，莫言写道：“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
我不禁后悔山东之行没有去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