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芳华》 人文关怀：聚焦小人物的悲哀
严歌苓
小说家，电影编剧。1986年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同年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9年年赴美留留学，获艺术硕 士学位。旅美期间获得 十多项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2001年年加入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代表作有《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及用英文写作的《赴宴者》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内容简介《芳华》是当代作家严歌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第一叙述者萧穗子的眼睛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工团青年男女的坎坷人生，用碎片式的时间线回忆过去，倒叙与插叙穿插，真实地再现了了刘峰、何小曼、林丁丁、郝淑雯等人物形象，以理性客观的角度，探讨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
正文“人文关怀”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人的创作，目的是向人们展示和揭露人类自我，探讨人的生存状况。
在文学作品中，一般表现为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心。比如当代作家余华的作品《活着》，便是从福贵一家由盛转衰并一一死去的残酷命运，从苦难中探寻“活着”的意义。
如今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不会再为“怎样活下去”这个问题所困扰，更多地是将精力放在“怎样活得更好”之上。而对于文革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想的是如何在这个妖魔横行的年代活下去，活着就好。我们永远无法与他们感同身受，但通过文字的连接，我们至少能有所了解，更近地体会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将文中一些相似却又不同的人和事进行对比，更凸显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悲哀，而这些小人物，不仅是个人，而且也可能是一个个集体。
刘峰、何小曼与文工团其他成员：踩在他人血肉之上的“芳华”青春
文中，关于刘峰的出身是这样描写的：
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刘峰的跟头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过惯了苦日子，所以他学了一身好手艺活儿来养活自己，通过帮助他人来提高自己的价值，同时他也能切实体会括弧、偷红薯的老奶奶这些小老百姓生活的不易，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尽可能帮助他们。
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发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
而文工团其他人看到时是什么反应？
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
典型的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尽是荒废青春，甚至有些轻蔑地看不起刘峰行善。
又一次，在文工团例行打靶和投弹训练时，一个老奶奶偷越打靶警戒线，被刘峰救起。当得知老奶奶是为了偷刨公社的红苕而冒险闯入时，文工团的众人都哈哈大笑，予以调侃：
我们中的一个人醒悟说，闹半天雷又锋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个偷刨公社红的落后老百姓！另一个人说，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一顿糖水菠萝，那可是首长的拉链特供！又有人说，军民鱼水情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话剧队的老唐山说，雷又锋错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听门诊部宣传员说，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雷又锋这回当错了雷锋，救错了人......
文工团的人大部分都是出自良好的中高层阶级家庭，并没有体验过因为饥饿吃不上饭而去挖红的经历，因此对老奶奶的行为嗤之以鼻，用“落后老百姓”来调侃，在文工团中也是有国家的资助，就像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哪懂贫苦老百姓的艰难。其实在文革时期，饿死之事并不少见，老奶奶的事情也不过是当时整个社会动乱、民生凋敝的小小缩影。
而这时候刘峰说了什么呢？
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这边老奶奶因为一个红而偷越打靶线，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享福享乐，处处可见贫富差距的悬殊。
此外，女生之间的“捎东西”也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家境差距。
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的频率高，自然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
文中，“我”萧穗子与何小曼的家庭背景有些相似。
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打压成“右倾分子”，因此她们身上是有历史污点的，与其他女兵们的家境自然是不能比的，只能在一旁看着她们炫耀自己的幸福。
但其中也有不同。
萧穗子的父亲后来得到了平反，在逆境中学着趋炎附势。当刘峰到北京开会的时候，穗子的父亲想方设法拉拢刘峰，为的是让他能罩着女儿一些，虽然学得并不成熟，但也正是这点让人读来格外心酸，在当时的环境下妥协是活下来的唯一方式。
而小曼的父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个对所有人都怀一点儿歉意的人最后被逼得连一根油条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选择了自杀。
这是很多文革时期的受害者的真实写照，有的在饱经风霜后艰难存活下来，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像萧穗子的父亲；而很多人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遭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心灵上的抹杀，无缘无故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之前还是受人尊敬的老师，一瞬间就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那些平日里的邻居街坊、亲戚朋友都变成了凶神恶煞，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对于这样的酷刑，很多人都选择了自杀，人民艺术家老舍不也是因为受不了迫害而投河自尽的吗？
回到文中，小曼从小在继父家长大，母亲极尽手段讨好继父，造成了她孤僻怪异的性格习惯，后来成了文工团男兵女兵欺负戏谑的对象，这些悲剧归根结底都源于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不会因为上一代的死亡而消失，它仍然跟着下一代的人生继续延续下去。
何小曼从继父的家里长大后来到了文工团，带着她在家里养成的怪习惯，很快便成了众人歧视的对象，弱者总是想要找比自己更弱的人来显示自己的强大。
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等等。
后来的内衣事件让女兵们开始公开歧视小曼，郝淑雯的丰满身材和优秀家境对小曼来说都是一种残酷。而其他人，虽然不及最优秀的人，但也不是最差的，于是便将所有矛头都指向那个最不堪的人，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地位。
男兵们也受到女兵们歧视的感染，合起伙来欺负小曼，不愿和小曼一起共舞，还说着侮辱人的言语。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深刻，“您老的嗅觉没事儿吧？闻不出来呀？”
朱克指着何小曼：“让我托举她？多不卫生啊！您自个闻闻，她整个是馊的！”
大厅里静一下，紧接着就笑声大作。
后来，是刘峰出来打圆场和小曼搭档共舞。正是这一次接触，让小曼从此爱上了刘峰。
对比文工团其他人的“低级趣味”，刘峰的善良触摸了小曼的心，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而这个善良人却被文工团无情抛弃，下放到野战营，后来上了战场失去了右手，在文革结束后靠卖盗版书籍赚钱养活母亲和女儿，妻子也抛下他走了，最后身患重病离开了人世，半生颠沛流离凄凄惨惨。
小曼因为刘峰的“触摸事件”而对文工团所有人都寒了心，假装生病来逃避演出，却被团长看穿，并且利用她的小私心顺利完成了慰问，事成之后便予以报复，将她下放到野战医院去“艰苦锻炼”，但野战医院并没有针对小曼的行为，反而一个月后便安排她上了护训班。这样一对比，文工团的虚伪腐烂便可见一斑。
文工团与时代潮流：集体与社会相依相存
从始至终，文工团内部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美丽繁华。
对文工团尽心尽责的刘峰被抛弃了，一直被大家嘲笑的何小曼被抛弃了，而刘峰的善良和小曼的独特都在离开文工团后展现出来被他人发掘。
是他们一直没有将独特之处展现出来吗？
不！而是文工团的众人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以将他们的善良踩在脚底为乐，对落水的刘峰落井下石、对弱小的何小曼欺辱嘲笑，最后抛弃了他们。这就是集体的“力量”。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注晕个体的发展，在群体利益的强力吸引下，个体完全消融在群体的背景中。当个体的权利和尊严被完全抹杀。个体的独立性完全消失之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便也无从谈起。
这样的情况在文革时期更加明显。
本来嘛，集体痛打个什么，人也好，狗也好，都是一种宣泄，也都是一种狂欢。
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教她的屈原诗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
小曼在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地抛弃了。
文工团的众人过着荒诞的日子，虚度青春。当老年时缅怀激情岁月，回忆中的他们有过上精彩纷呈的生活吗？
不见得如此。
郝淑雯嫁给了门当户对的“表弟”，有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却并不幸福；林丁丁嫁了再嫁，成了个大嗓门的泼辣女人，再也没了当年歌唱家的风采。
丁丁比过去爽，几乎就是个泼辣女人，爱哈哈笑，嗓门又大又毛躁，过去珍珠般的圆润喉咙不知去了哪儿，反正有了点劳动人民的样子。
这回是我和郝淑雯笑得嘎嘎响。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放下了包袱，破碎了梦想，就是那种笑。
红楼的倒塌象征着文工团的解散。即使曾经盛极一时，也终究被时代所抛弃，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虚伪的梦终有醒来的一天。
说到底，文工团也不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象征着文革时期所有集体产物之一，随着文革的过去，文工团也随之土崩瓦解。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上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可到了最后，所有人都散了。青春不再、物是人非，还留下些什么呢？
无论曾经是璀璨耀眼，如郝淑雯、林丁丁，还是受尽欺凌、艰难成长，如刘峰、何小曼，到最后依然被时代所抛弃，什么也没剩下。
红楼也好，文工团也好，放到历史的大格局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就像“乱世出英雄”那样，有些人在乱世中却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项羽、曹操，苦难能给磨练人的性情，刚硬者可迎难而上；有些人在盛世中留下不朽诗篇，如盛唐的诗仙李白。
无论哪一个时代，都有英雄豪杰文人骚客层出不穷。一定意义上说，不仅仅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英雄也同样迎合了时代。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我们都要有清晰的判断，懂得顺流而上逆流而下，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
永远的课题：与人生和解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得到惩罚，这是我们理想的结果，而现实中更多的是残缺。
尘归尘土归土，所有人都只是历史大背景下的小小沙粒，各自在不同的生活领域艰难地活着，如此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书中没有一定的好坏之分，所有人都只是在按自己的方式做着自认为正确的事：
林丁丁虚伪世故，这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在触摸事件中背叛了了刘峰，但她并不是有意要害刘峰，在文革时期，这只是一种自保方式；郝淑雯、萧穗子同样，虽然也曾经伤害过别人，可正如书中所说的，那个时代谁不背叛他人？说到底，这是时代悲剧造成的错误。
到最后，所有人的错误都好像可以得到谅解，因为这便是人性。人性必然有一定的弱点，他们体现的错误也只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一个缩影。可能小说中有文学加工的成分，放大了原本微不足道的弱点。对书中角色犯下的错误予以谅解与释怀，恰恰体现着对人性中存在着的恶习的审察。身处于世，我们常常会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与人生和解”是立足于世必然要解决的课题，也是需要我们在人生中慢慢探寻的一项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