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的那些事儿
余斌老师真够谦虚的，竟然在这本书的题赠（代后记）里不无怀疑地写道“旁人收到这书当真肯破功夫好好地读读吗……但愿有人还愿看看吧”。看到这里，我就乐了：这么有意思的书，怎么会没人愿意看呢？余老师真是多虑了！
有书和没书的日子
单是从没书的日子说起，余老师书里提到的那些“当时人们挤破头也要去新华书店哄抢一本书”的故事，已经让人浮想联翩。我们是没经历过那样的日子，但是文革禁书之痛给我们的父辈们、祖父辈们造成的影响已经在耳边不知响过了多少遍。
记得梁晓声写的《年轮》里也出现过当时年轻人围堵新华书店门口的片段。但那好像是刚刚恢复高考那阵儿，人们为了买教材和辅导资料所作出的行动。
本书中《我为书狂》描述的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读者对书的一种群体性疯狂——这种疯狂不是因为把书带回家作为工具去考取学历或证书，而是纯粹的精神饥荒。
这种饥荒可以让他们早上五点起床，顾不上刷牙洗脸吃早饭等一系列晨间活动的进行，便直奔书店而去。而在书店工作人员方面，则要忙于维持公共安全、秩序和保护好门框、柜台：皆因当时人们对书的疯狂已经忘记何为谦谦君子的风度了，故而常常导致挤坏门窗之事的发生。
文革时期虽然屡屡禁止人们读书，然而当时爱书的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搜罗书籍。或借或抄或从有门路之人的家中“偷”，总之书对某些人来说是“禁而不止”的。
但是，提到《金瓶梅》这本史上有名的禁书，余老师却曾真的跟它亲密接触过。第一次读是他在高中时期偷偷摸摸读了同学父亲的手抄本；第二次他则是在读研期间的校图书馆正襟危坐、光明正大读的。
作者对这本书隐秘的藏身之处进行描写很是费了些笔墨，连带着提出的一个疑问也很有意思：据说这是专供某级以上高级干部看的，高级干部政治觉悟高之外何以抗“黄”能力亦高于常人？
其实这是说笑了，因为接下来作者说了自己的幸运之处：因“予生也晚”，非高干非专家的自己竟然得睹它的真容了！不管怎么说，作者跟书的缘分是极大的。
有些内容读起来有趣归有趣，但对我来说，最喜欢看的还是余老师在这本书里对书的各种评论。特别的对于“大”趋势这个现象的关注，相信很多人深有感触。
现在各类书都越做越大，装帧设计也越来越高大上，但是书的内容呢？对此，只想以某位记不起名字的哲人之话问一问：形式美很重要？可以呀！要是一个姑娘只有漂亮的脸蛋而没有脑壳呢？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惊悚？所以，热衷于以外观博众人眼球的诸位，都好好想想吧。赏心悦目固然重要，阅读体验才是根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