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启示与思考
经典语句摘录：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中国共产党仍需直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圈中，仍需回答“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历史追问。
——中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经济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主要危机首先源于“组织的弱化”，其次源于“失序的民主”。基层自治的实质在于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简化成了直接选举，把选举当成万金油，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一选了之。二者又都与第三点，即“人民主体性的衰减”息息相关。总结中外基层政治的古今得失，可以发现，基层的善治之道不外乎三途：“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再造人民，把基层重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共同体”。
——100多年以来，只有共产党起于微末，发于尘土，把自家的得失兴亡系于贫苦大众的身家性命，把组织、动员和孵化基层群众的自治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把决策直接拿到基层，随时与群众面对面，高水平的自治因此成为共产党力量的源泉，最终由农村而城市，从边缘到中心，再次契合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逻辑。
——基层善治之道，要在“政者有其为”，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真正“回归民本”，“依靠人民”，“驯服资本”，落实基层直接民主，最大程度地争取实现“农者有其地、来者有其尊、劳者有其得、工者有其居、孤者有其养、优者有其荣、力者有其乐、外者有其归”，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重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只有“再造人民”，才可能“无敌于天下”。
《大道之行》这本书于我来讲是心仪已久而又不期而唔。早前就听说有本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书，上市仅一周时间，即在当当、亚马逊、京东三大网店销售断货。听到以后第一感觉是心头一惊，在一个价值多元、选择多样的时代，这样一本“大题材”的书何以能卖断货？于是乎，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就有了与这本书的“邂逅”。
书的全名是《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作者是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京沪高校的五位75后的青年学者，他们都出身平民，在国内顶尖高校受过良好的教育，后又出国留学深造，再回到国内任教。这种经历，使他们在考虑问题时既能扎根于底层现实，又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所谓“知政失者在草野”，书中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几位青年学者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共同关切和忧患意识，流淌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正如王绍光教授在为本书作的序言里讲的“他们的思考已经跨过了当下，回溯进历史，展望入未来”。
这本书是一本“小书”，“小”是因为篇幅小，全书共14万字，薄薄一本，与动辄几十万字的大部头相比，这样的体量确实不算大；但这更是一本“大书”，因为书中所讨论的政治制度建设、道路选择、社会治理、市场经济等问题，都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五位学者分别从文明、政治、基层、社会、经济等方面，直面“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并回答了当下干部群众关注和深感困惑的一些重大问题。虽为分篇撰写，篇章之间丝毫没有脱节之感，一气呵成，这得益于他们之前的思想碰撞和深入交流。几位作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不惮于尖锐的批判与颠覆性创新”，坚持从实践出发、问题导向，深刻阐述了“不自信无以立根本，不批判无以识当下，不创新无以图将来”的主旨精神。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深入阐述了我党建设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基层善治之道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好基层直接民主，社会建设要保护人民结社意愿、以人民社会包容公民社会。
读罢全书，掩卷思考，有这样几点收获和体会：
首先，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给中国的政治体制贴上了“专制”、“一党专政”等标签，用“威权主义”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成为欧美主流政治学的不成文规矩。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伴随着苏联、东欧等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西方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能够延续下去，“中国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有学者（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终点，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与之相呼应的，国内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甚至“唱衰”的声音，认为“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前段时间又出现了关于所谓“宪政”的争论。
到底应该怎么认识我们所走的道路和制度呢？张维为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还可以，有些就治理的非常糟糕。某种意义上，是政策而非政体决定成败。这让我们更加坚定的认识到，现在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当然，也应该清醒的看到，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建立在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自我纠错、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回溯历史，不难发现，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在苦苦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先后探索进行了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其他种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案，但都不能完成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均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等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创制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理论，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一盘散沙”到“高度集中”，从“山头林立”到“高度集权”。有些人试图拿“大跃进”“文革”等毛泽东晚年的决策错误来否定我们所选择的政治道路。这正如唐代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的：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这些失误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而不是道路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进一步创新发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路”。
其二，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命脉和根基所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人民群众曾经用小米哺育延安革命根据地、用小车推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用手印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正是因为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我们的事业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参与和拥戴，才能够战胜各种风险考验，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作者不回避现实矛盾与问题，指出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面临的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销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并以苏共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的惨痛教训为警示，中国共产党人数再多，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利益，才是党的命脉和根基所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我党分两个批次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看到了执政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危险，为了更加密切与群众的关系，而开展的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思想教育活动。这场活动使广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广大人民群众有机会畅所欲言说真话，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近年来，为了深化和巩固群众路线成果，又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通过领导干部上党课、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坚持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制度、召开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强化问题整改和制度落实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建设以达到梁漱溟所言之“透出人心向上的力量”。
其三，更加注重基层及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细胞和神经末梢，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系于基层，基层安则国安，基层乱则国乱，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者客观描述了目前基层的现状：中国的基层治理状况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距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尚远，但也远非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基层面临的主要问题：组织的弱化、失序的民主及劳动人民主体地位的不彰，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基层重建的善治之道：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以及再造人民。我感触最深的是基层组织的问题。作为市直单位与城市社区的党建联络员，到联系的市南区大学路社区进行了调研了解，发现目前基层社区仍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担负着大量行政性职能，党群法纪、文教卫生、治安城管乃至计划生育等等，都落在了社区，“ 社区是个筐，啥都往里装，开不完的会，盖不完的章”；另一方面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职能却有所弱化，可以说，群众自治组织职责错位，变成了“半级政府”，群众的正常呼声得不到倾听，正当利益得不到维护。要正确发挥基层组织的优势，很重要的是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化的重构，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建立直接服务基层的民众组织，搭建群众路线的组织网络，既解决实际问题也提供情绪宣泄的渠道，最大限度的将政治问题转化为行政问题，把可能的矛盾、纠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在特殊时期发挥社会救助功能。
另外，社会组织的建设也是亟需加强的重要一环。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我们更多的强调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实，在三中全会《决定》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中，也提到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书中，作者提到除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法定社会组织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国式结社”，诸如各类业余爱好者社团（车友会、驴友会、俱乐部、广场舞组织等等）。例如，笔者孩子所在的小区幼儿园成立了家委会，建立了组织和领导机构，组建了微信群，周末定期以家庭为单位组织一些采摘、踏青、娱乐等活动，大家乐此不彼，踊跃参与，为孩子提供交流玩耍平台的同时，也填补了家长的闲暇时间。类似的“中国式结社”有很多，并且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自愿参与的结社活动，在发达国家被视为改善社会治理的“社会资本”，我们也应引起高度的重视，正视现状并积极加以引导。
书中最后一章还专门对“资本”进行了分析论述。我们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光要通过投入资源与人才、支持能力建设，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还要对资本的认识和运用有一个新的把握。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资本的寻租和权力的寻租相互伴生，盘根错节，这正是当前中央大力反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益性”市场经济，我们要探索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除了顶层规划对市场盲目性进行自觉引导、公有资本的公益性对冲市场经济的自私性、民生国家提供兜底功能并促进弱势群体发展外，平台型地方政府作为经济操盘手提升市场竞争的组织化水平尤为重要等。
以上是我读《大道之行》这本书受到的一点启示和认识，书中还有很多思想和观点值得反复咀嚼体味，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本书体现了75后的担当，能看到良心、良知和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