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杀死了圣地亚哥 纳萨尔？
“圣地亚哥 纳萨尔被杀的那一天，清晨五点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
………………
“他从那扇自六点钟起就敞开的后门进了家，随后脸朝下倒在了厨房的地上。”
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个开头和结尾简直太棒了。既然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索性开头就直白地推出受害的主人公，而经过环环相扣的多角度叙述后，结尾又回到圣地亚哥被杀后到倒地死去的场景，短短的半天时间，从圣地亚哥早起出门到死去，中间串联起事件的缘起、案件经过、多年后的回忆，不同的叙述口吻和角度，却能浑然不乱，马尔克斯的笔力真不是一般的好。
凶杀案中被杀死的青年圣地亚哥 纳萨尔家境殷实，父亲去世后他和孀居的母亲经营自家的牧场，他是个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心胸宽广的青年。之所以说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因为在这个惨剧发生之前，镇子上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知道有人要杀死他，包括凶手是谁、作案工具、行凶地点，尽管如此，惨剧仍然发生了，而且就发生在他家大门口。在这个期间，甚至没有人去真的提醒他，保护他。
因为一个毫无证据的指控，维卡里奥兄弟俩认为圣地亚哥玷污的妹妹的贞洁，导致她在新婚之夜被丈夫退回娘家，出于维护家族名誉的想法，他们决定杀掉圣地亚哥。兄弟俩携带屠刀，在圣地亚哥家门口等着他回来。在作出决定到等待他回家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至少跟几十人说过这件事。
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维卡里奥兄弟为什么要把杀人这么一件本该隐秘的事情到处宣扬，其实他们希望有人出来能阻止，因为这兄弟俩平时为人忠厚老实，但是面对家庭遭遇的耻辱又不能坐视不理，如果杀人的事能被阻止，既能落得个维护家族的名声，又不至于真的杀人犯法。可是，有人觉得他们只是说说，有人觉得他们是喝多了说醉话，还有人觉得这么大的事一定早就有人告诉了圣地亚哥，还有人怀着自己的私心，总之，偏偏就是没人出来阻止。到最后，杀死圣地亚哥这件事变成了兄弟俩骑虎难下的一个“承诺”，当他们落下屠刀的时候，甚至半镇子的人都跑来围观，来“见证”兄弟俩是不是履行了“诺言”；当圣地亚哥从未婚妻家得知有人要杀他的消息，惊慌失措地跑回家时，甚至还有人为他“指路”。这场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就“弄假成真”了呢？
心理学家荣格曾提出过“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是原始的，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沉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被唤醒、激活。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世世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全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再通俗一点，就是那些不假思索便以为然的生活与自我表达方式。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集体无意识：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用想象来判断，模仿他人行为。之所以称之为“乌合之众”，因为民众是盲从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利用民众的这种盲从缺陷，信息洪流的形成轻而易举。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善用民众的这种盲从性而从中获益的事件不胜枚举，希特勒下的德国、二战下的日本，包括今日的朝鲜，集体无意识有多可怕由此可见一斑。记得去年夏天去丹东的时候，隔江是朝鲜的第二大城市，白天隔着鸭绿江，能清晰地看到对岸宏伟的将军别墅，在一排排平房民居中，还是非常显赫的。可是一到夜晚，丹东的城市灯火照亮了半条江水，而对面的朝鲜一片黑暗，包括将军别墅，不见一点灯火。即使这样，人民对于领袖的热爱仍然到了令人疯狂的程度。
看余华的《兄弟》，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玩世不恭的李光头，而是他的养父，那么一个英俊又磊落的人，却在文革中死在一群“红小兵”手里，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杀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后，竟然能谈笑风生地去早点铺子里吃豆浆油条，跟没事儿人一样，真是看得人后背发凉。
到底是谁杀死了圣地亚哥 纳萨尔？真的是维卡里奥兄弟俩吗？还是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民众？亦或者深植在民众骨子里的冷漠和愚昧？
尽管到了现代社会，集体无意识仍然参与着每个人的生活，包括你的价值观念、跟家人的关系模式、对未来生活的设定、你的饮食、习惯等等。大多数人都做的事，被认为是“正确”与“标准”，照做不需要理由；而一旦偏离，则需要专门进行解释。这样的事太多了，我想应该不用单独举例了吧。
“除非你由无意识转变为意识，否则你的一生将由无意识引导，而你把它称作‘命运’”。吾日三省吾身，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反思，经常内省，古代圣贤可能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努力去发现自己的内心、认识真实的自己，才能不被无意识控制，才能不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标准”，才能真正“自由”地生活。
最后，用卡尔 荣格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只有窥视自己内心的人，才是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