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大历史》得与思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是一本老书，流传广，在案头放了好久，但我却没有动。我把精力主要放在读哲学原著上面，现正在读胡塞尔。这可没那么好读，不像读小说那样一天一本，速度慢，又费脑子，就这样还不能够很好地贯通。于是，我就在读哲学之余翻看一些易读的书，算是一种调剂。之前有读友说，多输入才能多输出，想想也确有道理。
之前看过《万历十五年》，现在只记得新颖有趣，具体内容已没印象。重新拿起他的书，主要是想弄明白他的写法，看看他写作历史的方式方法及历史哲学。断断续续几天时间，看完了，得到一些收获，也引起一些思考，零碎记录如下。
（1）宏大的综合
为什么要用一个“大”字，难道是因为中国面积大？中国是大一统？没那么简单。我觉得黄仁宇写作此书的主要方法是宏观归纳，所谓的“大”主要指的是方法的“大”。他明确说，“应当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相互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他还说，“人类中常有的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宏观归纳方法的运用，使他不再局限于对某个具体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得以用更加宽广的视角将历史纵深处的相关史实捡起来、串起来，跳出具体的历史时空，去发现中国历史之所以如是的基本的一贯的东西，我想这就是他写作本书的总方法。从一些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比如他把中国历史之所以如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黄土、黄河和季风，将殷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总结为祭祀、历法和文字，将中国政治思想说成“对称与均衡”，等等，这些观点如果只局限于对具体史料的分析，恐怕难以得出这样宏大的结论。
为什么黄仁宇有如此的视角和自信，我想这得益于他出身华人又大半生浸淫在西人圈子里，他既有西方研究问题的宽度和新的思想方法，又有作为华人身份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对历史的敏感，但最主要的还是西方治史哲学对他的影响。他太熟悉西方了，以至于他做的类比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地生疏，“黄巢流窜的路线有如从美国的中西部进军佐治亚，又西南行而入新奥尔良，北去田纳西，又再度自西去东，经过弗吉尼亚、马里兰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后还以曲折之行道通过伊利诺伊而入爱荷华的徳蒙因”，对于我们普通中国人来说，面对这样的类比是不是有点懵？我觉得，类比也好，比喻也好，都应该拿更容易理解的事物来作比较，如果越比较越迷糊，那这个比较就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认为这本书应该是写给西方人看的，本书也确有英文本，但我不知道首发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如此看来，他可能是想向西方说明中国现在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中国历史本身的合理性，他是在以西方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中国。
（2）深刻的洞察
看此书最大的收获不是他的宏大广阔，而是他对某些问题深刻而细微的洞见，虽然没有细密的论证，但结论却能激发人更大的思考，让人不得不赞叹他深刻的洞察力，这是看此书感到最得意的地方。下面我要用一些篇幅来说明。
“中文的前置词和联系词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他举例子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当中没有联系词，究竟说的是理论还是事实？这引起了我的共鸣。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著作，都是诘屈聱牙的长句，看起来相当费力，之所以会是这样，这和中英文语法结构和历史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有关，更深一层说，这是中西不同的处事哲学和思维方式形成的不同的语言结构，这种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西人对抽象事物表达的爱好，而中国则加强了以直观体悟方式把握事物的偏好。
在论及汉墓雕像时，他说“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墓砖上雕刻什么很容易一一写明，但没有雕刻什么却很难写，这里为什么偏偏写“剧院不曾出现”而不写其他东西没有出现呢？为什么会把目光盯在剧院上呢？我想这应该由对比而来，古罗马有角斗场，角斗场是一个公共空间，而汉代虽有歌舞娱乐，但并没有公共剧院，那歌舞娱乐在什么地方？只能在个人院子里。私人性质的封闭娱乐和公开性的开放娱乐反映出权力对城市建设的不同设计，从中也可看出那时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迥异的思想观念。
在谈到佛教时，说“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也就是说普通百姓不须借助外在的组织就能进入佛门，相比基督教通过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的做法，将佛教认定为“在野之人的宗教”，确实形象而精准。他又说，“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此后唐诗发扬光大”，第一次听到佛教从这个维度对唐诗发生影响。我没有看过唐诗的发生发展史，不知道梵文的韵律与唐诗的韵律有何内在的逻辑关系，但这却给了我一个启示，可以从译述佛籍的角度观察唐诗，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维度。
他在谈武则天的成就时，说“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这里他深刻洞见了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毒害。为何开国几十年兴盛到极点然后突然国运急转直下？大多是皇亲国戚贵族地主形成了交织错乱的利益集团，如果不能对这些利益集团及时有效地进行节制，必破坏立国于其上的细小而均匀的自耕农经济这个基础，也必然使帝国走向无法挽回的衰败。武则天残杀皇子王孙和重臣，实际上清洗了这批尚未坐大的利益集团，使中国立国基础再次平衡和均匀化，为唐帝国走向全盛狠狠地给了一把力。
在谈到中国官员时，他说中国传统政府以具有“美术观念的人才”为官僚，“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所以即在危机之中钦差大臣林则徐仍在吟诗，而且在赏月”，这是对中国传统官员的典型描绘。中国政治制度设计并不在于利用不平衡去发展优势，而在于将不平衡化为平衡，即使有资源优势来发展经济，政府不仅不会鼓励，还会想法把优势消灭掉，以完成细小均匀的平衡。所以政府压根就不需要专业性能发展优势特色的官员主政，只需要一个道德形象来凝聚细小而均匀的小自耕农就行了，这就是中国官员大都会作诗而不会做事的缘由了。现在的中国虽然已改变很大，但“诗人似的官员”是否就随着绝迹？我看还没有，古代的那个幽灵还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3）先入的见解
很明显，黄仁宇在写作此书前已为中国历史立起了坐标和去向：中国必须走向数目字管理的商业社会。他说，“现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交换与经营之中创立法制，使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管理形式是“策动个人的私利观”，“促进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最有实效”，尽管文中他没有细细致说明，但大致可以认为他说的数目字管理相当于自由资本主义。对此，我要说两点。
一是通贯全书的思想是用“数目字管理”来对照中国历史上的成功或失败，失败的原因大多归结为缺乏“数目字管理”。比如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即未曾如现代之标准以法定的方式主持，所有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之情形、提供借款之保证、到期不能还款之处置，及没收其担保之财产等，全无着落”，这是以今天的眼光来对待历史，而对于深处历史中的人来说，比如王安石，他不可能有今天我们具有的这样认识，这样对照看起来观点也不错，但这样只得出缺乏“数目字管理”这个结论，现实意义何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仅从历史角度认识到“数目字管理”的必要性，而且从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等各个方面，都已得出数目字管理的必要性，并且这也是当前的历史事实，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了，还需要利用历史再次阐释这样的理论吗？
二是中国历史的未来是“数目字管理”，数目字管理就是终点吗？作者没有说，但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中国要走数目字管理的治理方式。我当然赞同数目字管理，但以后呢？现在中国已经在使用数目字管理，但历史并没有终结，随着数目字管理而来的仍然有大量的尚不为人所知的风险，这种风险就像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不知道“数目字管理”的风险一样，我们也不确切地知道我们当前面对的风险是什么，我们一如既往的处在历史的迷雾当中，也许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人才能够看清楚我们面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此看来，事情并没有改观多少，人类仍在无知之中。
我认为，写史或者读史，至少要给处在当下之中迷惑而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类以未来的启示，而不是为了过去而写过去，更不能为了自身理论的完美而做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无谓构建。历史的大幕始终开放，我们演出的好坏及带来的结果，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看一本史书，能得到洞见，能引发思考，够了。